某天开车在路上,碰巧听到电台广播里的一期节目,介绍上海电影译制厂曾经的辉煌,并且以该厂的老艺术家,曾为《佐罗》、《黑郁金香》、《苔丝》、《国家利益》、《茜茜公主》、《红衣主教》等一百多部影片男主角配音的童自荣为例,将几十年前老译制片的一些片断再度播放,让听众们回味欣赏。
我单位里有一个电视圈的新人,年纪不大,对上影译制厂几十年前的配音也很神往。在没见过童自荣之前,她认为童自荣就是一个白马王子。后来做了一期关于上影译制厂的节目,亲自接触了当年那些声音明星,发现他们都只是普通人,神秘感和崇敬感顿时消失。确实,20年前上影译制厂所造就的一批声音明星,几乎都在观众、听众中形成了固定化的形象,他们的声音能给人们带来很多想象。这些想象究竟是什么呢?
上影译制厂成立较早,是我国唯一翻译外国电影的专业厂。文革前就译制了不少西方电影,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电影。上影译制厂的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引进海外电影的垄断,这种垄断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
改革开放后,上影译制厂经历了一个超级兴旺繁荣的年代,译制片作品大量出现,影剧院爆满,配音演员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万众瞩目的文艺明星。造成这个繁荣景象有几个原因:一是人们文化娱乐的长期贫乏;二是引进海外电影的垄断依然存在;三是国内开始了对西方社会的好奇与向往。上影译制厂的经典译制片,给全国观众营造了一个对于西方文化的想象空间,它通过数量不多的海外电影,让中国人从一个小窗口,间接地看到了外面世界的一角衣衫。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局限,使观众对初次接触的西方文化产生无限的想象。
然而,译制片营造的这种对于西方文化的想象能持久吗?译制片毕竟只是一个狭小的窗口,在国门未开之时,这个狭小窗口足以代表西方的一切。改革开放后,人们对西方的了解,已经无法由译制片继续垄断了。译制片所营造的对西方文化的想象,渐渐被真实的西方世界取代,译制片的黄金时代也就迅速地过去了。
译制片对西方文化的模仿,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人们应该记得,那个年代的青年,喇叭裤、紧身衣、蛤蟆镜、电子表、手提超大双卡录音机,成为都市街头的常见景观。大学里人人在读西方作品,艰深晦涩的西方哲学书、理论书,一上柜台便脱销……因此,译制片的黄金年代,实际上就是无意中把自己变成了模仿西方的旗帜。
“模仿不等于学习,学习不等于模仿”。这种模仿方式,在某一个阶段可能成功,但是,现实已经在向我们发出警告,模仿西方的生产、制造、经济模式,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中国必须在经济领域找到自己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模仿。除了经济领域,其他领域都是同样的道理。
回顾上影译制厂从极度辉煌到迅速衰落的短暂历史,我们可以说,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模仿西方只能兴盛一时,最终必然衰落。如果今天有人说,上影译制厂未来还能再造辉煌,我觉得是痴人说梦。
在广播电台的那期节目中,最后还播放了一段童自荣比较近期的“朗诵艺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了防止分心,我停下车,关了发动机,就想听听童自荣如何用他的声音来表现这篇文章。结果大失所望。童自荣的“朗诵艺术”太多沿袭了译制片的“配音艺术”,范仲淹的精神世界,在童自荣声音的诠释中,显得轻佻而冲动。都是模仿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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