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抚平代课教师心里的伤痛

　　12月2日，一条迟到的新闻告诉我们：今年4月17日，新疆一位45岁的乡村代课女教师郭海菊，在向校长讨要工资卡过程中突发脑溢血死亡。（网易12月2日）

　　这已不再是什么悲壮的故事。关于代课教师，不论是电视台的记录报道，还是报章杂志的长篇文字，都让我们心酸过后习惯了忍受和忘却。

几年前，央视播放过关于宁夏一位代课教师的纪录片。这位代课教师当时工资只有40多块钱，儿子上大学没有生活费，就自己写对联到集市去卖。这个纪录片的一些镜头，时隔几年仍历历在目，但代课教师的命运，几年过去可有实质性的改变？

　　素有“状元县”之称的甘肃省会宁县，在2004年举行过一次“代转公”的考试，440名代课教师有178名考中。但是3年之后,同时参加考试的应届毕业生工资已逾两千元，而那些有望转正的代课教师却被教育部门强迫签署月工资年涨60元的不合理条款。虽然后来有11名代课教师拒绝签名并联名上访，但会宁县“代转公”的闹剧还是不了了之。（《中国经济周刊》12月2日）

　　虽然命运多舛，但代课教师依然是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乡村基础教育的主要力量。据甘肃省教育部门统计，代课教师在甘肃省就有3．2万人之多，占到农村小学教师的28.2％，但除200至300元左右的月工资外，他们没有任何福利待遇。出身代课教师的额敏县教育局局长郑国辉，在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郭海菊的悲剧时表示，我国目前共有代课教师约44万人，要全面解决他们的困难不是一县一市所能承担的。

　　是不是代课教师的问题真的无解了呢？郭海菊生前所在学校校长表示，不是自己不愿意让郭海菊转正，实在是编制已满。编制满员但代课教师却不可或缺的社会原因何在？财政投入过少，财政投入不均。在我们的官员拿着公款忙于国外旅游“考察”之时，像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这种见效甚慢的公益事业，能要多少财政投入呢？

　　曾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近期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明示，我国农村教育中央转移支付落实得还不够，农村教育还得增加投入。虽然代课教师问题的产生有其较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在现有条件下，增加财政投入，扩大乡村教育编制，就有可能给这些为中国教育默默奉献的代课教师们一个名份，给他们一个与其劳动、奉献和牺牲相匹配的工作待遇。

　　中央电视台“2008年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中有两名代课老师——绵阳市48岁的杜正香老师在汶川大地震中用自己的身躯掩护着三个幼小的生命；雅安市45岁的申其军老师从18岁起，26年来坚守在位于大渡河悬崖绝壁上的古路村小学。相信在当下中国，和杜老师申老师一样可以感动中国的代课老师还大有人在，但是我们宁愿不要这种感动，而希望看到辛苦付出的代课教师不再为贫困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