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禁区”是社会文明的一大标志

　　昨日的《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发了一篇名家口述笔录的文章，口述者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因“爱书太凶猛”被称为“书痴”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文章所以吸引我，倒不仅是因为标题上醒目地抬出了陈子善的大名，也不仅是因为“读书无禁区”这主题词让我想起了30年前的往事，更在于子善先生透过睿智的语言所表达的见地，尤其是那引人沉思的一个独特观点：“读书无禁区”是1980年前后读书界的一个标志性变化，但真正要做到“无禁区”，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我这般年纪的人，对子善先生的观点都有切身感受。记得“文革”时，我所在的单位有一个每周开放三天的图书馆，里面大体上就只有三类书：一是《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党史资料和政治类活页文选；二是鲁迅著作、《雷锋日记》、《欧阳海之歌》之类“革命读物”；三是不带丝毫政治色彩的技术专著。这些书籍之外的图书，似乎都被列入“禁区”，只能在要好的同事和朋友之间悄悄传阅，但却时时要担“传播封资修”罪名的危险。

　　记得有一次，同室朋友上班带了一本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神秘兮兮让我翻了翻。却不料，还没下班，就有保卫部门的人找上门来，阴阳怪气地问今天上班看了啥书。我理直气壮地回答：“高尔基的书。”。“这‘尔基’是啥人？”还没来得及我回答，对方就高八度地吼叫：“苏修的代表，封资修的垃圾！”后来听说，朋友那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被没收了，还被关在保卫部门写了长达9页的检讨书才过关。读书的“禁区”，那时被无限扩大。扩大到后来，连毛主席肯定了的《红楼梦》、《聊斋志异》也不敢看，因为专政机关的人没耐心听分辩，固执地认定伟大领袖不会肯定“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四人帮”倒台后，情形好了很多，但读书也依然有禁区。社会和企业之中，唯有宣传部门拥有购买和阅读“内部书”的特权，据说那是为了“革命大批判的需要”。再后来，读书是不是就没有禁区了？也还有。比如，柏杨先生的那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地出版的论“酱缸文化”的书，最初的发行量也受限，好多人当时都只能从朋友那儿借阅。那本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流传甚广的揭露腐败的纪实性小说，就一直只在地摊上摆着。

　　指出读书“禁区”依然存在，绝无抱怨的意思。相信凡有切身经历和感受的人都会承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中国读书的禁区已经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正像子善先生列举的那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限制逐步破除了，西方的文学、历史、哲学书慢慢被引进了，萨特、福柯，包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哈耶克、凯恩斯的著作，大量进入中国。文学类更不必说，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意识流、唯美主义等书籍大量翻译引进。虽然这也难免泥沙俱下，打开窗户进来蚊蝇，但毕竟书店里图书馆中有了更多可读、能读、好读的书。

　　我确信，社会文明的进步有着多样的表现形式。而其中，读书少禁区、无禁区当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我也深信，一个人读书的禁区越少，思想禁锢也越少，思想活动的独立性、自主性也定然更强，对低级趣味和各种利益诱惑的抵制能力也会更为出众。陈子善先生编著等身，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挖掘、整理研究上，在一些长期有争议或真相不明的文学史悬案、若干被忽略和被歧视的重要作家研究上有很大推动，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