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不能只剩下“眼睛的收获”

　　据10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正在进行土地改革试点的天津市华明镇，虽然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令人难以想到的是，经媒体报道以后，一年不到的时间，却已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个考察团，几乎每天都有前来学习考察的人，让华明镇的干部群众苦不堪言。

　　在聚焦于天津华明家园小区的种种目光中，我们不怀疑一些人要从这里眺望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城市化、城乡统筹发展、农村经济管理模式上正在发生变化的动机，也不敢保证没有“南斯拉夫奶牛都认识中国人”式的公款旅游成分，但是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全国各地300多个考察团蜂拥而至，更多暴露出来的应该是长盛不衰的“考察之痛”所深嵌的体制之痛。

　　诚如华明街道办事处的官员所言：“我们的探索符合有些农村地区的情况，但不是用到哪儿都可以。它有它的特定环境，比如大城市周边地区、县城周边地区、蓄势待发的发展区域”。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和行政经验，连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官员都能够深有所悟。但是，从此前对欧美国家的频繁考察，到后来新农村建设之初对韩国的考察热，再到国内此起彼伏的考察流，仿佛都没有能力鉴别这种“基本常识”。

　　究其根本，现有的官员考核体制无论对于考察还是对于政绩，往往还停留于纸面上。耗资颇巨的组团考察，收获和结果到底如何，不过是纸上甚至嘴上的报告，充其量附加上“解放了思想”，但是形成了报告、解放了思想之后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直接实效，鲜见被追问。围绕考察对官员政绩的考核，也往往是“纸上谈兵”，“纸上的政绩”使得考察即为一种政绩，是故，不求实效而只重形式的考察大行其道在所难免。

　　进一步看，公职人员考察经费尚未作为一项单独的行政经费列入预算。所以，这一看似零碎实则巨额的行政费用支出，并没有准确地经过人大审核批准，更不可能经过什么单项审察。换言之，围绕考察的问题，经费花了也就花了，尚没有办法要求、当事人也尚不可能对这笔钱的使用效益负责。倘若对政府机关的考察经费单列预算，并且对每一笔考察经费进行必要的效益审核，审核不合格的需要追缴费用，那些不切实际的无谓和无为考察或许要少得多。

　　远的不说，新农村建设启动后，诸多考察团远赴韩国“取经”，但时至今日尚未见一例“韩国模式”的新农村，其中足以说明考察浪费之巨。如此考察来考察去，恐怕仅仅剩下了“眼睛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