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刚刚闭幕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一个主要议题是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而言,能源合作,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能源合作,无疑非常重要。
尽管目前中国总体能源对外依存度不高,能源基本可以自给。但是,相对于持续近10%增长率的经济发展速度而言,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就世界而言,中国将不得不因为能源问题而更多地卷入国际商业政治之中,世界必须正确面对和接受“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能源安全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的重要一环,能源消费大国如美国和日本必将与中国争夺有限的能源资源。这从近期日益激烈的能源之争中可见一斑,例如在俄罗斯的石油输送管线——安大线(安加尔斯克-中国大庆)和安纳线(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上的中日争夺战。作为世界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美日在能源问题上必须对话。因为只有合作,着眼于共同的利益,才能从需求侧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从而降低能源的高价格预期。
中国能源早就应该走出去,现在才走出国门已是不得已,并非从容之举。许多方面都没有充分准备,尤其在管理人才和企业经营经验方面。“走出去”不仅是到国外开采、加工、利用他国的资源,而且是利用技术、资金去开发能源赚钱,去减少能源运输风险,降低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保证中国能源安全。这不仅需要资金,更重要的是需要经营管理。西方国家石油商在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不但已经占据了世界各地重要的石油资源与市场,其中包括了世界上所有较好的资源与市场,也获得了经营管理经验。中国企业现在要参与开发海外能源资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高的代价。尽管如此,中国能源企业仍在努力。例如,在周边国家的能源合作方面,国家电网公司开始了外购电力战略,目前正在与中国北部一些国家就输电等事宜进行商谈,从蒙古、俄罗斯购电已有初步框架,与哈萨克斯坦也有较深接触。
同样接受考验的是中国的能源外交。与中国在能源外交上刚刚起步相比,美日在能源外交方面长期以来已经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中美日在能源领域的全面竞争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制订能源外交战略必须放在全球能源环境下考虑,必须充分了解能源大国的能源外交政策。中国的多元化能源外交,是在与日本共同争夺俄罗斯油源时始为外界所正视。中国政府必须像其它政府那样展开游说和公关来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目前积极进取的高层外交态势,可以通过各种国际场合为保证能源安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利用他国资源方面,如何协助中国企业将“走出去”战略体现为商业“竞争”行为,而不是能源安全“威胁”,这是能源外交的一个关键所在。
从地缘角度和能源资源状况考虑,俄罗斯可能是唯一可以向中国大量出口能源的国家。中俄互为邻国,俄罗斯能源资源非常丰富,与其合作将有助于中国实现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战略,避免对中东产油国有过多的依赖。更为关键的是,从邻近的俄罗斯进口能源,其经济性和运输安全性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的关键是,与中国合作,对俄罗斯有什么好处?首先,应当使中国巨大的能源市场对俄罗斯能源企业有吸引力。其次,除了需要稳定的市场和有吸引力的价格,还应当使俄罗斯看到扩大对中国的能源出口也是实现俄能源出口多元化的重要一环,过度依赖欧洲能源市场比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有更多的风险。因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增长仍将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是欧洲能源市场望尘莫及的。
近期世界能源竞争和石油价格问题加强了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俄很明确地知道这一点。在《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中,俄利用能源进行外交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大致可概括为:为国家利益服务是能源外交的核心;改变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被动局面而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主导者之一,是能源外交的主要目标;综合运用能源和其它资源是能源外交的手段。
然而,在俄罗斯内部,各利益集团在对华政策方面不断对政府施加影响,为俄政府在对华能源合作方面的决策增加了变数。例如,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地方政府就在铺设“安纳线”上向俄联邦政府施压。俄还担心中国的强大将对其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安全构成威胁。俄能源出口多元化方针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俄能源合作。在中国为与俄罗斯做出努力的时候,美国也不闲着,近年来俄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给中国参与开发西伯利亚、远东以及中亚油气资源及运输通道建设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日本人由于缺乏能源,对俄罗斯的能源资源表现最为迫切,中日在俄石油管线走向问题上的激烈博弈,迫使我们对与日本的长期能源竞争必须有所准备。在能源问题上,合作不是让步。
能源合作是中国能源战略的一环,却不是最重要的一环。无论何种方式的合作,都是利益的结合,而利益本身是动态的,具有安全上的风险。中国能源的最根本问题在于它的长期能源需求可能远大于供给。现在看来,短期内中国能源问题似乎很大,但不是太大。2007年中国能源消费的90%以上还是靠国内生产,数量与价格都相对可控。但中长期的能源需求预期很高。讨论中国能源问题应该有三条主线:人口、资源储备和能源开发利用。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约为美国的4. 4倍)和人均能耗很低(大致世界平均值的50%,约为美国的14%),导致对其高能源需求的预期。只要中国人均能耗达到美国的25%,中国能源总需求就会超过美国。另一方面,中国资源储量相对稀缺,占世界总能源资源量的4%、探明总储量(技术可开发)的2.5%和剩余可采储量(经济可开发)的10%。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和55.4%。然而,目前的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增长却又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
此外,由于人力成本低,世界加工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中国的内贸与外贸比例持续下降,外贸不断增大但增长方式粗放,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大。能源价格没有体现资源稀缺性和环境影响。因此,快速消耗中国能源的,就不止是13亿中国人。以近期钢铁产品出口过快增长为例,如果资源(能源) 价格充分体现了资源稀缺性和环境影响,钢铁产品出口仍能赚钱,那也无可非议。钢铁是高耗能行业,目前能源价格显然没有充分体现资源稀缺性和环境影响,这样出口就可能是赔本生意,是以资源和环境影响为代价的。
因此,从根本上考虑中国的能源平衡,必须将经济比较优势放在人口众多和资源相对稀缺的两个约束下重新审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源密集,增长模式应扬前者而避后者,这就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节能,这才是中国长期能源战略的焦点。
加快国际能源合作也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效合作可以降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压力。不考虑环境成本的财务指标,可能会低估购买国外能源的可行性。因此,国外能源合作应该是政府支持下的能源环境战略问题。在经济性比较中,买国外能源还可能面临长期和短期的选择,例如,按国家电网公司的中俄购电计划,将于2015年从俄罗斯远东电网或东西伯利亚电网向中国东北或华北送电。俄罗斯提供年供电量380亿千瓦时,相当于2005年吉林省一年的供电量(317亿千瓦时)。但短期东北、华北可能不缺电力装机。因此,国外能源合作是一个长期战略问题。
基于目前世界能源发展趋势、能源储备和能源价格走向,中国的能源战略应有更长远的考虑。多元化的能源战略是能源稳定供应的基础,有效的开采和利用是能源消费的根本原则。在今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总是困难的。但就能源来说,历史经验表明,今天的能源进口虽然花费巨大,但是从世界能源市场远景来看可能更具战略眼光。中国的能源战略,除了尽可能保存本国能源储备战略,还应包括管好能源(准入,开发权,税收)、采好能源(安全和规模生产,能源回收率)和用好能源(市场机制,效率和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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