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考证”出“三过家门另有隐情”的学者,因为“大禹婚外情”,业已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他似乎还嫌不够,还嫌缺乏“刺激性”,于是近日又在荧屏讲坛,为李莲英“翻案”,说这个从肉体到灵魂都十分变态的太监阉宦,是“时代的产物,说明了一个穷孩子,可以通过科举、高考以外的途径实现自己的翻身”,似乎对今日的学子,还有着“十分现实”的启示呢!
恶搞大禹和恶捧李莲英,折射出当今某些“翻案史学”的两面性,这倒真是十分具有“启示性”的———
一面是恶搞经典、颠覆传统,抹黑先贤。
但千万不要以为这类“史家”,只是天生的“恶搞派”,成天以“棒杀”为业。他们在“恶搞”之时,也同时热衷于“恶捧”。这就是事情的另一面。比如你们总说“窃国大盗”吧,他就来反其道而行之,恶捧袁世凯,捧什么呢?“本世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民初民主风气的开拓者”,几乎要把一个断送共和的历史人物,捧到了九天之上。又比如说,一千年来,不是总是斥秦桧卖国么?他也来做正面文章,说这位大宋之相“脑子最清醒”、“是最冷静、最现实的政治家”。再比如说,那个侍奉过五朝八姓十一帝、还向外敌契丹称臣的冯道,不是一直说他是屈膝求荣的典范么?他就来论冯道原来是“以人类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原来是“作为政治家调和矛盾寻求和平”,几乎要捧到超越时代的高度。至于像汪精卫、周作人这样确凿无疑的汉奸,不是也已有“史家”,来论他们的“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么?现在又来“恶捧”李莲英,这就是走向了事情的极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平心而论,恶搞经典也好,恶捧反派也罢,说这些“史家”,真是别有用心,要挖民族文化之根,毁古国文明之脉,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倒也不是。他们只是不甘于无名、不甘于寂寞,急于要“名满天下”,急于要“尽人皆知”,于是便找到所谓“终南捷径”,那便是做“翻案文章”,拿公论开涮,向定论开战,一是恶贬先贤,二是恶捧败类,美其名为“反潮流”,实质以“哗众”而求“取宠”。
其实,“翻案文章”并不是不可做,“定见”、“公论”也不是不可以推翻。然而真正的“拨乱反正”,那是要“板凳须坐十年冷”的,是要言之成理,至少要自圆其说。但现在的某些“史家”,自从与荧屏、网络结缘以后,一旦“触电”,便一发不可收,哪里还坐得下来,哪里还甘于在故纸堆中“埋没青春”?他们的“翻案”,只是一堆“速食”,动机十分明白,过程也颇为简单,那便是“对着干”,那便是“语不惊人誓不休”。所以说,所谓“恶搞”和“恶捧”,这事情的两面,其实只是一回事。这是浮躁舆论之中、纷纷乱象之间,人们直须看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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