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神秘的安德罗波夫 （上）

安德罗波夫逝世时的《时代周刊》封面

1940年，26岁的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次年，德国法西斯入侵，他组织了青年游击队，而他早在1936年就因糖尿病和体弱被免除兵役，因此并没有深入敌后建奇功。

战后，安德罗波夫成为外交界新星，于1954年——1957年任驻匈牙利大使。1956年，当地爆发反政府武装行动。他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立即建议莫斯科出兵镇压。

当时，安处于这次政治地震的震中，不仅目击了许多匈牙利共产党人和国家安全机关干部被“起义者”打死后倒挂在树上或电灯杆上的惨景，而且看到数千愤怒的匈牙利青年将斯大林铜像推倒后切割的场面。

安在处理匈牙利事件期间有一个小插曲。据时任匈牙利反政府武装纠察队队长的科帕奇事后回忆，“起义”失败后，他被押到苏联大使馆，安德罗波夫笑容可掬地饷以茶点，还建议他到新政府任职，科受宠若惊。安叫秘书派车送科去见新政府首脑卡达尔同志。没想到，科一出使馆楼门，就被塞进装甲车押送监狱，一关就是7年。

回国后安当了5年中联部长，1962年升为中央书记。当时他的远大理想是，有朝一日接替苏斯洛夫，执掌党的意识形态大权。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虽然他既不是赫鲁晓夫线上的人，也未参与倒赫阴谋，但赫下台后，苏共政治局“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坚持要把安赶出中央，让这个未来的竞争者去克格勃。这是因为，苏联史上尚无从克格勃回党中央的先例。

1967年5月安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一连干了15年。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茁壮成长，由惩罚机关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关，成了苏联的形象代言人。他因患眼疾而戴上的“蛤蟆镜”，被看作克格勃总头目的标志。

他很崇拜克格勃老祖宗捷尔任斯基，书房里挂的画像，既不是马列，也不是老勃，而是捷尔任斯基。他与捷尔任斯基一样，全身心投入克格勃的事业，亲自过问所有重大决策和行动。

他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是建立对付西方特工机关和反苏组织渗透的新机构。

当时苏联约有3万名外勤专职间谍，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无孔不入，刺探国外机密，连西方各大城市商品价格的涨跌，也一日不漏地报回国内。

为加强对内控制，他建立了有800名干部的第五局，负责追查地下出版物，肃清意识形态异端邪说，用安德罗波夫的话来说，“我们竭力帮助那些思想混乱的人，使他们转变思想，消除混乱”。他签署命令，责成“密切监视被拒发去以色列签证的犹太人动向”。

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无须出示证据和法庭审判，想把人关多久就可以关多久，理由很简单:此人患了“改革社会妄想症”，或“道德说教癖”，或“对自己估计过高”。受害者在精神病房里受尽折磨，被损坏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药物治成痴呆。

如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安的信条是“擒贼先擒王”:与其大规模搜捕、判刑、驱逐出境，倒不如将两三个“首恶”或暗杀、或收买、或驱逐、或治成精神病，余者便不击自溃。

安任克格勃主席期间，发生了三起重大的国际事端。捷克斯洛伐克想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于1968年闹起“布拉格之春”。安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的翻版，主张立即出兵镇压。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最高领导中有人慷慨激昂地要求对中国予以有力打击，安反对，勃列日涅夫赞同他的意见，没有同中国打仗，冲突渐渐平息。而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问题上，当时已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安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都是力主出兵的强硬派。

安德罗波夫在离开苏共中央书记处时留下一句话:“我还要回来的。”果然，苏斯洛夫死后，安不仅回来了，而且坐进了苏的办公室，最后当上了总书记。迄今为止，与安一样出身特工的大国元首仅三人，另两位是老布什和普京。

（2007年第10期《领导文萃》盛世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