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关注郑筱萸的“玩忽职守罪”

　　真是下了决心。尽管“下决心”绝不是法律语汇，但还是看到“郑筱萸一审被判处死刑”背后的一种决心。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郑筱萸一审获得死刑而非死缓的消息，确实让人眼睛一亮，并且心里一紧。网友评论非常热烈，听取叫好声一片。再说个非法律语汇，那就是“大快人心”。

　　公众眼球更多是关注“并罚”的“两罪”中获“死刑”的“受贿罪”。如今贪官获死刑而非死缓的确实很少了，哪怕他贪了上千万。郑筱萸649万余元的受贿数字，如今算不上天文数字，比他多贪一倍款项而没有获死刑的早有先例了。

　　单纯从我国的《刑法》条文来看，根据《刑法》有关“受贿罪”“贪污罪”之规定，“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就可判处死刑。说郑筱萸这位前局长受贿649万余元且“情节特别严重”，没有什么不对。

　　然而，我们最不该忽视郑筱萸被判7年的“玩忽职守罪”。我国《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因为“玩忽职守罪”，郑筱萸吃了《刑法》规定的最高徒刑。

　　或许，如今我们看《刑法》对“玩忽职守罪”的量刑规定偏轻，而现实中对“玩忽职守罪”的缓刑判例偏多，所以，对郑筱萸的“玩忽职守罪”判了个最高年数，意义就显得非同一般了。

　　郑筱萸在任时，作为关乎百姓生命的国家药监局“一把手”，他的受贿本身就包含着“玩忽职守”。尽管判词是说：郑筱萸“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草率启动专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对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药品生产监管工作未做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而且这样的玩忽职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包括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资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的换发，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郑筱萸一家三口卖批文，国家药监局简直就是他的“家庭作坊”，这样的“家庭作坊”生产出来的“批文”，能不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吗？这些年来我国药品领域的悲惨现实，可谓罄竹难书，早就成了郑筱萸这个前高官“玩忽职守”的明证了。而从这次庭审看，围绕着是否是“玩忽职守”，是进行过激辩的。而“玩忽职守”不像受贿那样有个具体的数字，所以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玩忽”。

　　国家公务人员，拿着纳税人支付的工薪，一门心思为自己爽快谋利，而不认真、不负责地对待本职工作，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自己职责，致使国家和公民的利益蒙受重大损失，这是最不能、最不该容忍的。

　　恪尽职守，不仅是道义要求，更是法律要求。如今，我们应该努力培养恪尽职守的社会文化心理，这一点还真应该向日本人学习。在日本，无论是身居要职，还是做普通工作，只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才能享有自己的那一份待遇，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恪尽职守；日本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要恪尽职守，社会不会容纳不负责、不尽责的人。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才能熏陶出“守土有责”的人，而我们公务人员尤其要首先做到。

　　在我看来，给郑筱萸判处“玩忽职守罪”，而且量刑标准达到《刑法》规定的最高刑7年，这个意义远远超过因受贿罪而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