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不要急于撒娇

　　无论是李银河女士谈性还是不谈性，我对于这位女士实在是缺乏好感。缺乏好感的理由，有来自其人的，也有来自其文的。关于其人，只看到过照片，更多印象是得自其文；所以，还是来自其文的理由要重些。几个月前曾作有小文《京剧与李银河》，以为李银河女士的性学研究不断发展，近来频频发言，趋势是转向哲学，对此我们亦无从反对；不过在其尚未能对哲学有所把握之前，最好不要动辄就冒然使用全称判断，尤其是对自己没有深入研究过的内容，不要轻易以居高临下的口气指责。

　　就在这次表达之后，又拜读到李银河的叫作《读〈少年〉》的大作，愈发引起我的不快。李文称：俄国几千年不过培养出千人有“优雅的风度”，他们才是真正有文化的，是俄罗斯古老传统的传人。“联系到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真正的贵族了。每到改朝换代之时，旧的贵族就破落了。新的贵族全是土包子出身，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为中国的历史伤心。为自己的出身伤心。为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连一千个有文化的人都没有伤心。”

　　不客气地说，李银河的这种“伤心”半点都不能打动我。其一是，她对俄罗斯的所谓“真正有文化”的认知，仅仅是读《少年》后的据说是还不错的感觉罢了，凭着这种感觉，实不足以对“俄罗斯古老传统”作出怎样的判断。其二，她对所谓“真正的优雅文化”的认知，是来自“以前也听到过这种说法”，即“真正的优雅文化只存在于贵族阶层，其他地方是不可能产生优雅文化的。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有闲，才不必为生存而挣扎。摆脱了谋生的动机，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和优雅。”至于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李缺乏必要的讨论，哪怕是进一步举出几个例子也好。其三，在读了一本《少年》与听到过一种说法的基础上，李就“联系到中国”，并且马上就论断，用的词是“每到”、“全是”、“不可能”，用的地方是“中国的历史”、“一个十几亿的大国”。这一论断禁不起推敲，最简单地说，用她讲的《少年》里的标准，在中国要举出一千人并非难事，翻翻《辞海》也能知道。如果连《辞海》也没有翻过就开始“伤心”，那心哪里伤得过来啊。

　　李银河在这次“伤心”之后，又来了更“偏激”的《我的最新决定》。照规矩，仍先是说，海外一位中国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批评过内地知识分子怎样怎样，然后是赌气声明，“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加括号注，“也许是永远”：第一要“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第二要“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我们且专就李银河这两点讨论。首先，少接受记者采访，这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作为学者，由治学而得来一点属于自己的新观点，甚至就是“一鸣惊人”式的，不会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样，天天都有的说。

　　其次的第二条，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这也对也不对。不对的方面，研究性就得谈性，干什么吆喝什么，就李银河而言，与其谈电影谈俄罗斯文化之类，还不如多谈谈性更为妥当。

　　对的方面呢，其一，性学家的观点来自自己的研究，研究又需要时间，所以“少发表”是正常的。其二，性学家要发表的是学术观点，而不是谁都能发表的“与性有关的言论”，所以李银河要“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这句话说得又是不错的。

　　由上面的讨论得出的认识，李银河女士的两条声明，还是对的成分居多的，那么，这与犬儒不犬儒有多大关系，又何必要赌气说出呢？一言以蔽之，这不过是李银河女士听到些不同意见后，在用这两个“尽可能少”撒娇而已。而李女士的很多话，不都是听来的吗？要在入耳的话里，选择爱听与不爱听的，这是人之常情；但听到些不爱听的，便急着要做犬儒了，便急着说要永远怎样怎样了，这与李女士所崇尚的“优雅的风度”，距离未免过远了些。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