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让禁止公款吃喝成反腐表演

　　1月22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湖北一个严格控制接待费预算的县级市，一年下来的接待费支出竟高达1800多万元，其中绝大部分为同城宴请或“自己接待自己”。

　　在严格控制招待费预算的情况下，一个县级市的接待费支出仍高达1800多万元，可想而知，那些控制得不怎么严的县市，一年吃吃喝喝的费用又有多少。

　　因此，尽管许多地方三令五申禁止公款接待，并再三强调“同城不宴请”，但“自己接待自己”的公款吃喝，依然畅通无阻。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那些再三强调“禁令”的嘴，同样也是那些“自己接待自己”的嘴。于是，一些领导干部传达“禁令”，就成了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试想，用这种贼喊捉贼式的治理方式，公款吃喝的风气又如何能得到有效治理呢？

　　同时，一些治理公款吃喝的文件，虽然看上去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发挥作用，归根到底并不在于“禁令”本身，而在于制度到底由谁来执行。比如治理公款吃喝的“行刑权”，始终掌握在那些公款吃喝的受益官员手中，这就如同一个人自己给自己治病，他会主动给自己下猛药、灌苦药吗？于是，公款吃喝的各项“禁令”在“内部人”控制之下，演绎成一场劣质双簧式的反腐表演了。

　　实际上，公款吃喝并非什么社会绝症，关键在于相关“禁令”必须针对同城宴请或“自己接待自己”而设。这除了需要健全人大监督机制，更应放权给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让官场丑态更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形成循环而完整的权力监督链条。只有这样，一旦有“自己接待自己”的情况发生，便立即使其变成遭公众唾骂的官场丑剧。果真如此，“自我接待”还能如此猖獗吗？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