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屡屡成为公共话题既是供需矛盾的反映，又是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思维模式不断冲撞的必然。这种冲撞，根源在社会潜意识搀杂其中并约束人们的结果，在当不当、雇不雇男佣问题上尤其突出。

　　“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思维浸淫国人几千年后，保姆在社会潜意识里就自然成了“女性专利”。据国家有关部门在广州、上海、重庆等九个城市的调查显示，从事家政服务员工作的女性比例达到85.1%，广州市的男佣比例不到10%。社会潜意识是一种超强的约束社会中每个人的力量。如俗话说的“唾沫星子淹死人”就是社会潜意识约束力的作用。所以，当男人成为保姆，遭遇冷嘲热讽是司空见惯的。

　　但是，社会潜意识毕竟不能填饱肚子。权威调查还显示，全国城市家庭有超过六成有保姆需求。全国6700万的保姆岗位的现实诱惑，在就业难的困境下形成“倒逼”，迫使一部分有素质、有学历的大学生、研究生（其中不乏男人）摈弃传统，选择这一职业。可以说，男佣的出现正是男性在“倒逼”择业观上，被迫突破社会潜意识的结果，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男佣择业观的艰难突破后，还要期待雇主接纳。随着现代家庭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家庭择佣目的和工作内容在悄然变化：保姆已不再局限于料理家务、照看老人等劳动，而是向专业化、技术化发展。除了男性病人老人需要照顾外，家里电器坏了，厨房里瓷砖掉落，家具油漆脱损，空调进了灰尘等，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有男佣可以更好地完成。

　　雇佣是双方的事情。一些雇主不轻易雇男佣也是社会潜意识羁绊所致。不轻易雇佣包括不敢雇佣和不愿雇佣。不敢雇佣主要出自安全方面的疑虑。这些需要家政公司、行业协会和被雇佣者用制度和信誉来解决。如果雇佣双方不再是雇主与佣人的一对一关系，而是公司与家庭的契约关系；如果家政公司能够担当管理责任而不止于中介角色；如果被雇者成为专业家政公司的签约职员并受到良好的培训与制约；那么即使一个孔武有力的男子进入雇主家庭也没有疑虑的必要。

　　不愿雇佣则是担心雇个男佣被人闲话。而在几千年男女性别定位的社会潜意识里，个体道德对闲话的恐惧有时超过的对安全的担心。显然，闲话雇男佣者和害怕闲话者都是社会潜意识在作祟。这样的社会潜意识不突破，雇主方的疑虑就变成阻碍，一旦被社会认同，还会逐渐累积并强化成新的不良的共同意识，最终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

　　这种社会潜意识往往以“很正常的理由”的面目出现，要冲破需要勇气。这种勇气也不在朝夕之间产生，有个渐进过程，需要社会成员合力作为和舆论氛围。现在我们对雇男佣的犹豫，就像当年是否同意孩子穿喇叭裤一样。如果说大街上还没有孩子穿喇叭裤的时候你就鼓励并带头穿，那叫新潮或者前卫。但要是满街都是喇叭裤的时候，你依然固执地用“很正常的理由”对孩子说：“我们不赶那些时髦”，那么你对社会潜意识的虔诚，也许只能够换来孩子抱怨“你落伍了”。

　　因为，即使是社会潜意识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以一种类似自然界剥蚀作用的力量逐渐变化发展着，重塑整个社会规则，改变整个社会地貌。从历史进程看，是否雇男佣的问题本质上也是同样。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