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国烹饪协会就“开瓶费”申明“收费有理”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地消协立即针锋相对地发出联合声明称：禁止“自带酒水”的根本原因是酒水暴利，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联合声明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反暴利法》和《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联合定价限制竞争的禁止性规定”，同时号召消费者“抵制有关行业的价格联盟”（北方娱乐信报1月11日报道）。

　　　现在，摆在消费者面前的就是一份中国烹饪协会的“霸王条款”，你不能带酒水去吃饭，否则就要支付“开瓶费”，这如同你家购买了电话还要支付“月租费”一样可笑。

　　“开瓶费”争议虽然已经有法院判定违法，但依旧“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份稳当与安逸，自非寻常企业能担当。中国烹饪协会就“开瓶费”申明“收费有理”，表明“开瓶费”已经从潜规则上升为行业显规则。行业协会拥有众多企业会员，占据着庞大的资源和话语权，其支持“开瓶费”的危害性显而易见。

　　“开瓶费”之类“行规垄断”所产生的各种利润来自于与消费者的交易。交易一旦发生，交易费用也就出现。不过，这又不是纯粹的交易成本，它们更应被叫做制度成本。因为，在这些领域，是由范围极其广泛的“行规管制”来控制的，具有极高的排他性。首先，“行规”的确立，很容易形成利益联盟，采取各种手段去排斥打击一部分本来愿意放弃“开瓶费”的酒店餐馆，形成寡头独大的局面，这是第一重排他性；其次，消费者面对“开瓶费”一统天下的情形时，他们的自由选择权也被剥夺了，只能从那道狭窄的交易之门鱼贯而入，接受苛刻的交易条件，这就是第二重排他性。

　　寻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每个交易主体的目标，本也无可厚非。但一方处于资源垄断地位，与另一方交易，交易就变形了。

　　交易有时候像激烈的交锋，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和企业的交锋是一对一的，双方都在用脚投票，任何一方觉得对方提出的交易条件超出了自己的预期，都可以选择退出。不过，当消费者和“行规”下的市场垄断交锋时，就似乎成了堂吉诃德与挡在路上的大风车作战。

　　制约垄断，有三种力量：政府的权力制衡、法律的诉讼制衡以及市场的交易制衡。市场的交易制衡，在垄断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法律的诉讼制衡，由于只能由一个个个案来推进，所耗费的成本太高；所以，在现实条件下，政府的权力制衡，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以往一位中消协相关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导致不平等格式合同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目前大量的格式合同文本是由政府帮助制定的，这些合同深深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那时，消费者还没有作为市场主体出现，而政府部门作为企业的婆婆，在订立合同时充当了包办的角色，政府考虑的是企业的利益，而消费者的权益却被放在了一边。但是，现在市场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部门应该站在监管者的位置上，平衡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系。

　　政府不该对“禁带酒水”装聋作哑。以“开瓶费”为首的不平等格式条款，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并且也扭曲了这个市场。当市场在非正常交易模式下就能获得暴利时，它就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而到了要回归正常市场本质时，矫正其功能，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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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