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央视“百家讲坛”捧红了两大文化名人，一个是“品三国”的易中天，一个是谈《论语》心得的于丹。对于易中天，体制内的反对和诟病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对于丹阐释《论语》的“心得”，体制内一片噤声，体制外一片叫好，还美其名曰：美女学者。这或可解读为体制内的宽容或对女性的尊重，也可理解为大众文化同精英学术的较量中的胜出。

　　从文化启蒙的角度看，易中天、于丹以及纪连海、康震们都可算是令人尊重的平民化的学者英雄；但是从学术传统的固守看，却也有着显然的隐忧。一方面，若众多的学者都从学术围城突围出走，去走明星化的功利之路，中国学术的根底会变得浅薄；另一方面，众多的社会活动也有不务正业之嫌。从此角度言，笔者以为像于丹这样年轻的学者还是安于学术为好。

　　于丹在重复“走红——出书”的功利老路业已成功，首版《〈论语〉心得》的销量就突破60万册。在名利双收的情境下，于丹的教授身份毋宁说是商业化的演讲家，而其一贯的影视策划人身份更强化了其市场弄潮儿的身份。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无可厚非。不过，考察其凭藉走红的世俗化著作，其解读却和《论语》原意不能契合，其本人也承认不是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而只是讲自己的心得。这就引发了文化悖论，即于丹自己的“心得”是否就能深切《论语》之“心”？若不能，则是误导受众，于丹欲受追捧，谬种遗毒更大。所以，窃以为经典可以通俗解读，但不可以随意自由发挥，更不能世俗化和娱乐化解读。否则，这岂不是成了另类的“乐搞”孔子？纵然民众有吸吮传统文化典籍的焦渴，但国学的深奥精髓有时是无法通俗和浅易化的，否则那就不叫经典了，而是通俗读物。

　　在我看来，于丹的“红”未必是因为其深谙《论语》之真谛，乃是民众出于对女性研读文化典籍的好奇所致。于丹解读《论语》，受众由突来的好奇异化为好感，听进耳朵里的是女性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而少有人思索她讲的是不是真正的《论语》。因而，《论语》在于丹，不过是语言的道具、或文化的马甲。故于丹之“红”来自“本我”的感性而非《论语》的理性。

　　于丹以现代视角解读《论语》，说到底是其本人的“心语”，而绝非孔子的嫡传和《论语》的核心。因为《论语》在春秋时代绝非“圣人”经典，在其同时和稍后的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所展露的中华文化和学术的争奇斗艳才是文化的正朔。可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使得儒家经典被政治规定为“圣人圣言”。因为如此，历代儒家学者才有可能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去随意解读《论语》。

　　多元开放时代，今人研读中华文化经典的视野应该宽广一些，将《论语》和其他百家的经典平等对待，取其原意，吸其精华，辨其糟粕，以文化反思而非功利取用的心态去解读。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