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招投标工作客观公正，四川省推行了“统一评标专家库制度”，目前专家库已扩大到7000多名评标专家，同时有13名专家因不能公正评标而遭“终身禁止评标”处罚。(1月3日《新京报》)

　　与专家库规模的日渐庞大相比，我相信更多人对这则新闻最大的兴趣点在于被“终身禁止评标”的13名专家。要知道，在太多专家不想去甚至也不用去为自己的“胡言乱语”负责任的今天，四川省在招投标领域对不负责任的专家，以制度化方式对其课以“终身禁止评标”的责任，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专家之所以被称之为专家，就在于在其所专长的领域，专家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独特视角，而这一专业知识背景也足以保证专家在这些领域的认识，比普通公众更深刻也更权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对于某些专业性极强的问题，需要通过专家论证会的方式来做出科学决策，某些资质认定也需要专家评审团进行比较、鉴别。

　　但问题是，13位专家被“终身禁止评标”让我们看清一个现实：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专家“发言风险”是多么微不足道。事实上，如果宽泛地理解“发言”，不论是专家论证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还是专家参与具体的资质认定，都是一种足以影响公共利益的“发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决策的合理性或者公共利益的维护，在某种意义上与专家责任的担当程度呈正比。

　　正如知识带不来道德一样，专家能否公正、客观地运用专业知识，相比于普通人并不“先天”具有优越性。这其实意味着，如果制度缺乏对专家“发言”的有力约束，或者说制度缺乏对专家不负责任“发言”的责任追究，专家完全可以运用笼罩在头顶的知识光环来行道德败坏之实，从而损害公共利益。

　　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早在广东兴宁大兴煤矿发生的特大透水事故导致123名矿工命丧深井之前，一个由7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应当地政府的邀请对煤矿生产的安全性进行了考察和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漏洞百出的当地煤矿生产条件“是安全的”。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关于专家“发言责任”的集体反思，没有人不认为这样的不良专家应当承担责任。

　　请不要误解我对于专家“发言责任”的界定，因为动辄对专家发言追究责任，其实涉及到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对学术自由的干涉。从理论上讲，不管专家的言论在普通人看来怎样荒谬，只要其不直接影响到公共决策，都是正常而且必须被容许的学术自由。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专家的“发言”已经逾越学术争论的范畴，成为制定公共决策的依据，这种情况下的专家责任追究，是无论如何不能以学术自由来豁免“法治责任”的。

　　法治社会讲究的是权责相当，虽然某种程度上专家并没有公共决策的最终决定权，但其介入公共决策过程的“论证”，却由于专业性和权威性而很容易成为“科学依据”。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也从反面隐喻了专家发言“能力越大，风险越大”的事实，既然我们无法寄望于专家个人的道德自律，则只能借助责任追究这一“风险条款”来提升“发言”的公正性和责任感了。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