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对时事反应迟钝，身居长沙这个“娱乐之都”（也有人称为“愚乐之都”），居然对金鹰节开幕都一无所知。前天晚上打一个学生的电话，其颇有些兴奋地说正在金鹰节开幕式现场，我老人家这才想起原来长沙还有这样一挡子事情。但能想起金鹰节又怎么样呢，对这类玩意，莫说花钱去捧场，就连打开电视的雅兴我老人家也是很少有的。

　　像我这种觉悟的人，多半想不到金鹰节“永久性在长沙举办”和小市民有什么关系，所以每当看到“长沙人民喜盼金鹰节”之类的报道，我总疑心自己可能不是“长沙人民”。直到躺在床上，这才猛然明白为什么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堵得特别厉害。打开报纸一看，果然有错综复杂的“交通提示”，这段路管制啦，那段路封闭啦，说是“为了保证金鹰节的顺利举办”。我还清楚地记得，上届金鹰节，谭盾要取白沙泉的水用于演奏水乐，全程交通管制，警察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长沙中心城区一个来回，苦了多少在这个城市讨生活的小老百姓，不得不在各路口眼巴巴地等着谭盾取水结束才好继续上路。

　　中国人历来有回避官人的传统，即便小到一个“七品芝麻官”（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的七品可威风得很，有建小天安门的，有举行阅兵式的，还有扬言影响别人一辈子的），出行也总要鸣锣开道，路人躲闪不及挨上棍棒也怪不得他人，碰上虚荣心强的“下民”，还要四处炫耀头上的疙瘩：“瞧瞧，真是老爷手下人打的啊！”那疙瘩也随之高贵了许多。虽说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了，改革开放后人民“解放思想”了，但对官员的敬畏之心却像卞和的献玉之心一样始终未改。十数年前，我还在县城读高中，开车的表哥见人就神采飞扬地说：“今天算是见了大场面，你们猜猜，谁来了？”不等我们猜，他就报出一个大人物的名字来。他说今天一上街，警察就狐假虎威地过来打招呼：“伙计们，今天不比往日，有某某某要来啊。”于是他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马路边规规矩矩地等了两个小时，这才见一个车队威风凛凛地开了过来。尽管一上午什么事也没干成，但看得出表哥很兴奋。只可惜他的头顶没有“老爷手下人”赏的一个疙瘩，于炫耀的资本来说，不能不算是一大遗憾。

　　在小县城虽然也有恭逢其盛的时候，但终究比不得大都市。来到省会城市之后，我这才深刻领会什么叫鸣锣开道。有时候在路上好好走着，身后突然警灯闪烁，尖利的喇叭一路大喊大叫过来：“让开让开！靠边靠边！快点！”这种时刻，我总有了一种身为牛马供人驱逐的味道。好好的心情一下子就全给破坏了。

　　后来我才知道草民的生存法则：不仅老爷（现在叫“公仆”）的车队需要小心回避，就连伶人戏子（现在叫“影视明星”）的车队咱也要退避三舍，还有什么专家团，体育代表队，港澳投资商，英模演讲团，友好城市访问团，更稀奇的是，我还在通往旅游景点凤凰的路上看到为旅游队伍鸣锣开道的四五辆警车，一律闪着警灯，威风凛凛。看来，那些有资格威风的人即便吃喝拉撒也需要对他人示威一下的。

　　有人方便，必然就有人遭殃。于是，警车清道过后，挤在公交车里的小老百姓不得不耐着性子苦等那些姗姗不来的豪华车队。有朋友开玩笑说，碰上各种各样的所谓“城市盛典”，咱小老百姓还是学习点乌龟精神埋头家中的好。朋友是个自由职业者，他大可以埋头家中做一只自由自在的乌龟，但还有那么多在城里讨生活的人又如何做到埋头家中呢？

　　退一步说，即便所有的草民都可以做自由的乌龟，但我们总得问一问：他们凭什么要我等让道？难道那些人的时间就一定比我等金贵？是谁赋予他们占用公共资源的特权？又是谁让警察在吆喝路人的时候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居高临下？

　　对于“通情达理”的人来说，我这种人显然是狭隘的：金鹰节是提升长沙文化品位发展长沙经济的一大盛事，老百姓为此做出一点牺牲也是应该的嘛！但是我要反问：为什么城市的发展就必然要老百姓做出牺牲和让步？一个可以任意改变民众生活秩序的城市又如何建立它的现代品位？

　　不久前看到报道，说瑞典国王的车和一个平民的车撞在一起，在等待交警前来处理的时候，国王和那个平民居然在马路边侃大山呢！在我看来，这样的国度才是真正有品位的国度，这样的城市才是真正有品位的城市。

　　我想，谭盾愿意去白沙泉取水就让他去取水好了，金鹰节的明星高兴出席各种活动也尽管让他们出席就是，但没有理由让别人为他让道，没有理由让我等小老百姓肃立一旁恭候他们神气活现地来来往往。在某些权势者，以为给予艺术家这种特权就是尊重，殊不知，只有每个公民都拥有尊严的时候，艺术家才拥有尊严，否则，即便被赐予特权，也不过是领受了权势的一次赏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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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