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老百姓来说,绝对是条好消息。全国公安机关沿用多年的“指标制”,在北京已成历史。7月22日,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警察办案的“指标制”早已成为百姓投诉的焦点,现在取而代之的“数据常量”,则是一个发案合理值,包含110刑事和治安警情、严重刑事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等3大类14项数据。
马振川还说了句众人皆知的大实话:“过去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民警抓小偷还有指标”。计划这东西,是有好处的,大到社会的发展需要规划,小到个人的人生前途也需要设计。但是,计划一旦落到警察头上,搞什么抓多少坏人、罚多少款才算完全任务,则完全是歪嘴和尚念经,越念越歪,令人头痛。以笔者亲身经历,某地公安下达了抓违指标,结果大夏天到了,出门的人实在太少,抓违任务难以完成。于是又出台规定,如果到当地媒体刊发了正面的宣传稿件,视其篇幅大小,每篇可抵5-10个违章指标。于是乎,天天有警察送一些没什么可读性和新闻性的关系稿到报社找熟人发,实在让人头大。
“指标热”曾经或者说现在仍然盛行于我国警界,遗害甚剧,堪称一大社会公害。如“罚款指标”与“警察捉奸热”,早已经是千夫所指了。在指标的高压下,到底产生了多少人间悲剧!到底书写了多少人间奇谈!“菜贩杜宝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连续一年违规行驶105次,罚款1.05万元”、“平民被屈打成招强制戒毒,警察为指标购买吸毒者”、“警察冲到居民家里抓看黄碟的夫妻”.....至于处女卖淫案,则是四处上演,仅见诸报端影响较大的就有:陕西泾阳县麻旦旦案、江苏盐城县金磊案、河南新安县晓梅案、河北行唐县吴小玲案、河南郸城县张翠英案,江苏灌云县纪海云案,
山东东营市张旦(化名)案。一眼看去,似乎“处女卖淫”成为一种潮流了。
实际上,指标制的存在与盛行,不过是投机取巧、避重就轻之举,实在有辱人民警察的使命与形象。抓一万个“小姐”很了不起吗?开一万张罚单很得意吗?这些,远不如阻止一起恶性案件或破获一起恶性案件来得实在。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或者说在明哲保身的潜意识支配下,警察们更乐意来完成这不费一枪一弹、没有任何风险、甚至是一本万利的指标。有多少警察为了抓嫖娼,躲在民房窗户外,等着里面的人在产生实际性动作的一瞬间破门而入,从而抓到强有力的证据,罚他个三千五千!从这个角度看,原本神勇无比、除暴安良的警察,其形象变得何其萎琐!
指标制的存在,更是一则荒唐至极的悖论。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原本是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希望治安越乱越好,这样能多抓很多小蟊贼;原本是维护交通的交警,希望闯红灯的越多越好,这样能开出N张罚单。这也难怪前一阵子交警偷偷执法成风,他们不站在街上维护交通,专门躲在暗处,一有事就出来罚款。大案破不了,专门偷偷整这些事情,专门等着人们违章,这算什么职业?这不也是指标在作怪么?这不是利益在作怪么?
可以说,北京警方取消“指标制”,正是警察使命的回归,真正回归到了“为人民服务”上来,而不是为上级服务、为几个枯燥的数字服务、为了捞钞票服务。对老百姓而言,生活安宁、安全有保障、正当自由不受干涉,才是最重要的。顺应老百姓的这种诉求,必须宣告“指标制”的破产,必须少开些罚单,一定不要动不动就破门而入......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媒体报道的一位老交警,他在自己辖区道路上执法几十年,从未开过一罚单,由此他成为感动当地老百姓的新闻人物之一。并不是没有碰到违章的人,而是这位老交警相信,除了开罚单之外,有更好的办法让大家遵守交通法规,那就是人性化执法。实践也表明,该老交警执勤的路段违章率最低。相信北京警方取消各种指标压力后,也会有更多的好警察出现,也让老百姓从心底觉得感动,觉得贴心。警民原本就是一家,少开几张罚单死不了人,老百姓自然也就不好意思嚷骂“披着一身老虎皮”了!
来源: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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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北京公安废除指标制 罚款抓小偷不再有数量任务 (责任编辑: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