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老百姓来说，绝对是条好消息。全国公安机关沿用多年的“指标制”，在北京已成历史。7月22日，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警察办案的“指标制”早已成为百姓投诉的焦点，现在取而代之的“数据常量”，则是一个发案合理值，包含110刑事和治安警情、严重刑事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等3大类14项数据。

　　马振川还说了句众人皆知的大实话：“过去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民警抓小偷还有指标”。计划这东西，是有好处的，大到社会的发展需要规划，小到个人的人生前途也需要设计。但是，计划一旦落到警察头上，搞什么抓多少坏人、罚多少款才算完全任务，则完全是歪嘴和尚念经，越念越歪，令人头痛。以笔者亲身经历，某地公安下达了抓违指标，结果大夏天到了，出门的人实在太少，抓违任务难以完成。于是又出台规定，如果到当地媒体刊发了正面的宣传稿件，视其篇幅大小，每篇可抵5－10个违章指标。于是乎，天天有警察送一些没什么可读性和新闻性的关系稿到报社找熟人发，实在让人头大。

　　“指标热”曾经或者说现在仍然盛行于我国警界，遗害甚剧，堪称一大社会公害。如“罚款指标”与“警察捉奸热”，早已经是千夫所指了。在指标的高压下，到底产生了多少人间悲剧！到底书写了多少人间奇谈！“菜贩杜宝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连续一年违规行驶105次，罚款1.05万元”、“平民被屈打成招强制戒毒，警察为指标购买吸毒者”、“警察冲到居民家里抓看黄碟的夫妻”.....至于处女卖淫案，则是四处上演，仅见诸报端影响较大的就有：陕西泾阳县麻旦旦案、江苏盐城县金磊案、河南新安县晓梅案、河北行唐县吴小玲案、河南郸城县张翠英案，江苏灌云县纪海云案, 山东东营市张旦(化名)案。一眼看去，似乎“处女卖淫”成为一种潮流了。

　　实际上，指标制的存在与盛行，不过是投机取巧、避重就轻之举，实在有辱人民警察的使命与形象。抓一万个“小姐”很了不起吗？开一万张罚单很得意吗？这些，远不如阻止一起恶性案件或破获一起恶性案件来得实在。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或者说在明哲保身的潜意识支配下，警察们更乐意来完成这不费一枪一弹、没有任何风险、甚至是一本万利的指标。有多少警察为了抓嫖娼，躲在民房窗户外，等着里面的人在产生实际性动作的一瞬间破门而入，从而抓到强有力的证据，罚他个三千五千！从这个角度看，原本神勇无比、除暴安良的警察，其形象变得何其萎琐！

　　指标制的存在，更是一则荒唐至极的悖论。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原本是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希望治安越乱越好，这样能多抓很多小蟊贼；原本是维护交通的交警，希望闯红灯的越多越好，这样能开出N张罚单。这也难怪前一阵子交警偷偷执法成风，他们不站在街上维护交通，专门躲在暗处，一有事就出来罚款。大案破不了，专门偷偷整这些事情，专门等着人们违章，这算什么职业？这不也是指标在作怪么？这不是利益在作怪么？

　　可以说，北京警方取消“指标制”，正是警察使命的回归，真正回归到了“为人民服务”上来，而不是为上级服务、为几个枯燥的数字服务、为了捞钞票服务。对老百姓而言，生活安宁、安全有保障、正当自由不受干涉，才是最重要的。顺应老百姓的这种诉求，必须宣告“指标制”的破产，必须少开些罚单，一定不要动不动就破门而入......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媒体报道的一位老交警，他在自己辖区道路上执法几十年，从未开过一罚单，由此他成为感动当地老百姓的新闻人物之一。并不是没有碰到违章的人，而是这位老交警相信，除了开罚单之外，有更好的办法让大家遵守交通法规，那就是人性化执法。实践也表明，该老交警执勤的路段违章率最低。相信北京警方取消各种指标压力后，也会有更多的好警察出现，也让老百姓从心底觉得感动，觉得贴心。警民原本就是一家，少开几张罚单死不了人，老百姓自然也就不好意思嚷骂“披着一身老虎皮”了！

　　来源：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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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链接：北京公安废除指标制 罚款抓小偷不再有数量任务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