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该不该收红包，自然是众说纷纭——原因很简单，立场不同，素质各异，利害关系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自然不同，结论自然不一样。古人曰，筑舍路旁，无日可成，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对红包，禁收和允收都是一个伪问题。对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山西医科大学教授吴博威的观点——“手术后病人为感谢医生对其治疗而送的红包，医生未尝不能收，这样做可令医患关系更和谐”，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吴教授是医生，自然是站在医生的角度说的，（见3月3日《南方都市报》）

　　从报道中看，此观点非吴教授一人认可，而是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之所以有这个基础，竟和近年来甚嚣尘上的“高薪养廉论”不谋而合，医生合法收入太低，不能体现医生的价值。既然一个人的价值，通过合法渠道难以体现，旁门左道自然应运而生——而收红包，无疑是其中最现实最隐秘最安全的了——这完全是私下行为，后台操作，两方对接。正因如此，卫生部的规定形同虚设，红包无法根绝。如果认可“存在即合理”这个论调，吴教授说“规定的东西不合理”，也未必没有道理。

　　不过话说回来，正如高薪未必一定养廉——那些贪官动辄鲸吞公款几千万，何止高薪，乃是巨薪，可不到东窗事发，无一良心发现，就此罢手的，医生收入高了，也未必能根绝红包，一则欲望无限，一则市场经济中最不能缺的就是金钱，只要医生有了贪念，红包照样是来者不拒，甚至是明目张胆索要。而对患者来说，小命攥在医生手里，要是医生不尽心，出了岔子，不说分不清是不是医疗事故，就算分清了，生命能挽回吗？因此，患者不敢不送——尤其是处处需要红包的时代，他没有了不送的选择啊。

　　除了这个群众基础，吴教授还提出了新颖的观点：这样做可令医患关系更和谐。和谐这个词，难以量化，因此只能主观感觉。对医生来说，或许患者不去医院闹事就是和谐；对那些富人来说，享受了优质优先的服务，意思意思，也很和谐；对勉强看起病的穷人，被榨干最后一滴血后，再想法筹集红包，则决不是和谐，不但不是和谐，滋生的往往是不满和仇恨。可见，吴教授的和谐论，只能算局部正确。

　　归根结底，收和拒基本上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非法可禁——法律不能包打一切，尤其是属于道德范畴内的事。古人说，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只要没有贪心，送也不要；如果坠入钱眼，以数钱为乐，如大贪官和中堂，则是多多益善。既然是道德问题，则不能与社会风气无关：染缸理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想独善其身，偏偏不叫你独善，你独善了，岂不显出了我的恶？逆淘汰啊，劣币驱逐良币了，专家学者挖空心思琢磨出的名词，都是诠释这种现象，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琢磨出正淘汰应该怎么实现。这是一个遗憾——如果社会风气正醇，人人以道德自树为鹄的，良币驱逐劣币，收红包被一个一个淘汰，谁还敢收？我们就无须费口水讨论这个问题了。 (作者：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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