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何许人也？清末法律专家，慈禧新政时期法律修订的主要主持者。之所以提起这位让人敬佩的学者，是因为下述新闻。

　　中国物权法草案被暂时搁置的消息，已经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证实。这一起草九年、涉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涉及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问题的重大法律，经过上百次的专家审议、全民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四次审议，仍然议而难决。

　　直接导火索来自于巩献田———这位北大法学院博导，曾经的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大学法学博士，主攻法理学、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学概论、政治学、伦理学等法学理论。

　　这位教授研究的方向尽管很多，不过与民法、经济学、物权法无关。但他不愿安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年8月在网上发表的六千字公开信，以激烈至极的言辞和将物权法拉下马的勇气，在社会上暴得大名。公开信认定《物权法》草案是一部“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违宪的产物”，“妄图开历史倒车”，理由是草案不提“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是规定“对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要进行平等保护”，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

　　这一将法律意识形态化的案例鲜活无比。我在《巩献田先生的良苦用心》一文中，对于巩献田的逻辑做了一些纠正，但巩先生面对媒体的质疑，与去年年底120多位民法学专家的批驳仍然洋洋自得。

　　不得不提及笔者最佩服的学者之一沈家本。这位清末修订法律的主要主持者，不仅立意高，期望新法修订成为“变法自强的枢纽”，“不让东西各国尽诩文明”。更让人感佩的是，他在修法过程中对于中外法律的钻研，那种务实的精神和广博的胸怀，足以让今天万千执着于名词之争的人汗颜。

　　为了借鉴西方的法律，在他主持修订法律期间，仅有关刑法、刑民诉讼法就先后译出法、德、俄、荷、意、日、美、比利时、瑞士、芬兰等国法律文献近四十种，并亲自与翻译者“逐句逐字反复研究”。而为了继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沈家本组织、整理考订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出版和重刻了唐以来的重要法律文献数十种，并为这些法律文献撰写序或跋，还对汉律、明律、唐律、大清律作了专门的研究。如此大规模地系统研究、出版中西法律文献，可谓空前盛举。

　　因此，沈家本既能融通古今，又能学贯中西，对于法律系统本身的考察，与对法律存在的条件、规范的追索，使他成为一个博大不拘泥于成见的人，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满的体现。

　　最后的成果就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沈家本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人，他不仅打下了中国现代法治的基础，其修订的民法典与刑法典至今看来仍然并不落后。更重要的是，他率先打破封建法律体系，建立了一种新的法律文化，整个现代法制改革的过程正是根植于这种法律文化之上。

　　沈家本也有为数众多的反对派，主要是当时的提学———主管教育的官员，其职位的性质与某某学会研究会会长比较相似———劳乃先等人，还有不少礼部官员———专门督促风纪维护名教的官员。最后，沈家本被迫去职，但那些官员的得意并不长久，因为他们赖以依附的礼教载体也很快崩塌。

　　当如今那些对物权法本无置喙资格的教授，根本分不清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却大言炎炎，用至高无上的道德优势作为武器，以“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破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末那些攻击沈家本“蔑弃礼教”、抛弃“国粹”的礼部官员。

　　当然，笔者也希望如今那些参与和支持修订物权法的民法专家们，也能学一学沈家本，做些踏实的基础工作，能够逐条引用证据认真应对批评。这并不是为了巩献田，而是为了民众利益与中国法制的未来。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