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是不被现实闷死的深呼吸

文丨佘宗明

在以时评为枕的第八个年头，我对“评论何为”突然有了深深的惶惑感。摒弃那种“使命感幻象”，把这四个字跟我的遭际串联，疑问来得更加明晰：我写的那些约稿也好，“本报评论”也罢，其意义究竟在哪？

必须承认，在现实令我无法超脱于“著书为稻粱谋”的时下，我制造了不少文字垃圾。但在“情怀”已被廉价批发的当下，留几分“著成文章做兼济”的初心，或许还能让自己少些自我麻醉。所以在此节点，我想拨开速朽的文字骸骨，矫情地找寻评论的“意义疆场”。前阵子读哈维尔，他老人家说：没有对于意义内心深处的渴求，就会被无意义伤害。而我也希望，自己愚拙的大脑能在保持对意义的渴求中，避免被“无意义”的野兽啃噬。

而回溯打捞2015年我跟评论的“痴缠”，就是为了探查评论实践在时间木桩上留下的凿痕，以发掘其意义的刻度。

如果说，早些时候140字一堆的意群流行，将大众言论跟时评带向了文字“早泄”和耐久的分野，那毋庸置疑，“两微”风行之下，作为新闻体裁的评论以深度取胜的优势也渐渐被抹平。如今在新闻事件或现象发生后，很多人都能看到自媒体几乎同步推送的评论文章。当各种“神最右”与段子集轻易纳下无数膝盖、火力极猛的网文动辄斩获100000+阅读量时，传统Style的评论如何在扰攘中侧身，又该怎样适应被网络交互结构调适的阅读口味？

至少就我而言，见诸报章的新闻评论，并不拒斥互联网话语生态的“调教”。毕竟也浸淫网络颇深，我在写评论时，有意识地嵌入互联网语境内含的平视视角和个性化叙述，以网络化表达的有趣，去对抗“硬新闻”范畴内传媒话语的无趣。

2014年我开了个人公号后，就在上面进行着“评论有趣化”的文字实验，其时被转引较多的《蓝翔为什么是“神一样的存在”》等文章，就带有典型的评论员“段子手附体”、一本正经地不正经的混不吝气质。作为85后，我们好歹跟抹着“拽酷萌”粉底的“后喻文化”频密相遇，这也减小了自己的评论写作跟网友解构习惯、戏谑偏好对接的难度。

今年1月，《武媚娘》剪胸事件引发舆论哗然，我在评论《“媚娘”无胸，尚能“媚”否》中，就带入了“草榴+知乎”用户的精分视角和庄谐交叠语气。

文章原本牵涉到中国影视剧软色情审查尺度之类议题，若是端着去评，难免撞枪口，但将荤味段子跟假正经式说理糅合在一块，把“武媚娘一生波折，如今连波都折了”“《武媚娘》该改名《奶奶去哪儿》”之类调侃和对法国路易时期宫廷妇女“托胸范”的考究、对奥威尔关于“想象力”阐述的援引等一锅烹，有些不便点破的“硬”道理，也就在“软”表述中得以隐性表露。或许也正因为争议性话题和戏谑化文风，让这篇文章较耐读，在公号上传播度挺不错。

能在评论语言上举重若轻地“玩文字”，文本内容制作上瞄准网络雕琢的阅读喜好，那无疑能让文章更好看，更具“爆款潜质”。但在玩了一阵子公号后，我慢慢觉得，如果写作在网络趣味导引下成了“为取悦而写”，那如我的某位朋友所说，观点就沦为了智力的健美操，也就不能形成有效的诉求和干预力度。而一旦评论失去了针砭力道与关切现实的底色，甚至奉行心灵鸡汤或伪养生学生产流水线才奉行的行为准则，那干嘛不不转行加入朝阳区散养仁波切的队伍？

因而，我在确保文章“有趣”的基础上，尝试着摒弃对网络段子之类的“拿来拿来再拿来主义”，而更加注重涵养评论的“公共言说”属性，更多地将笔触伸向国是民生领域。回顾过往，在2015年国内发生的诸多事件上，我也确实用评论镜头的聚焦显现着“一直在关注”的姿态。

在2015年年初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上，我有两篇评论都引发了些许反响：《不该横亘在跨年路上的悲伤》，是事发后最早见诸媒体的评论文章；而更值得说道的，也更具影响力的，是《被舆论偶然聚焦的“领导吃大餐”》。

这篇算是在涉及该事件的言说口径收紧后打的“擦边球”。新闻由头原本是某长篇报道中三言两语带过的一处“不起眼”细节，讲的是踩踏事件当晚黄浦区部分领导就在事发地附近吃豪华大餐。部门报题会确认做该题和由我操刀后，我查询资料得知，涉事的“空蝉”餐厅是该区国资委控资。在思索一番后，我建构起了立论框架——对领导顶风违纪吃大餐跟踩踏事件发生逻辑进行“打包”解读：虽说二者并无显性的因果关联，可由于时间节点顺承，这容易让人将“新闻比对着看”，而舆论情绪亦会被简单对照导入“愤懑程序”中。

此文刊出后，立马被几大门户网站们都置于首页，被上百家新闻网站转载，其舆论热度挺高。之后还有媒体找到了我，以为我有猛料要爆。令我尤感欣慰的，是次日上海市纪委、市监察局作出回应，称已注意到该问题，市纪委对此高度重视，已在调查核实。1月21日，黄浦区委书记等因公款吃喝受处分。

平心而论，在这起舆情事件中，我并非消息源提供者，而只是用一把火将那瓢不甚显眼“浑水”烧至滚烫，令其升温并达到了大众监督燃点。而相关官员被问责，则是舆情被引爆后的链式反应。在此链条中，不好说我提供的“燃料”起到了多大作用，但即便是“厘米推进”也是推进，也是对“恶”的驱遣。这在我看来，是比“100000+”更高阶的价值呈现，于我而言，也是“万言不值一杯水”的郁闷充塞于心后难得的精神调剂。

翻看2015年的国内大事记，特别是重大舆情事件，除了上述的上海外滩踩踏，大概就是庆安枪击案、长江沉船事故、贾玲陈凯歌被逼道歉风波、天津港爆炸、平邑大火、“全面二孩”放开等。对这些事件，和很多同仁一样，我基本上都曾以文字刷我作为找茬者的存在感，只不过，有些文章刚面世就阵亡，有些虽蒙幸付梓，也没啥影响，有影响的吧，个中夹杂的骂声分贝可不比认同声音低。但很多时候，不是爱哔哔，而是不吐不快。

说起庆安枪击案，在该案刚发生、相关资讯还很零碎且多是“5W”里连“Why”都没有的简讯时，我就留意到了该案，作为报纸评论编辑，当时就约了篇评论，质问“庆安枪击案究竟有无安检‘截访’”，直指吸纳安检员在内的庞大的截访维稳系统之恶。那会儿我还没料到，此案会朝着那么繁复的方向推演。到后来，现场视频在公安部敦促下被公开后，基于所谓“开枪合理”结论跟当地捂盖子多时、吊诡“善后方式”间的逻辑断层，我应门户网站之约写了篇《庆安枪案：开枪正当为何遮捂至今》。我自认为它属于其时流传较广的相关评论中，将“克制”和“有力”平衡得较好的一篇。它没有那种“咆哮体”式的歇斯底里，也没摆出什么反体制的POSE，而是对此案发酵多时的疑点做了清晰梳理和据理追问。

而在贾玲“恶搞花木兰”和陈凯歌拍《道士下山》都被逼道歉事件上，我起初把自己撂在隔岸观火的状态。但后来某央媒跟我约稿，让我写写这事儿，我来了篇《逼贾玲陈凯歌道歉是“文化碰瓷”》，观点挺分明：文艺作品在法与德双重评判维度下的是非，优先于对其好坏的考量；若基于审美位阶上更高层次的好坏判断，认为它只是“庸俗”，那应该对其采取包容态度，而不应凭着自身癖好臆造出“价值正确”的红线，判其“出局”——文明社会，就该容得下有瑕疵或缺陷的文艺作品。遗憾的是，该央媒编辑跟我说，文章在编审最后关头被拿下，之后我把文章发在了门户网站，题目：《我为何反感要求贾玲、陈凯歌道歉》。

结果这文章招来的中指，可以码成几百个“五指山”了。一众网友给我插上“数典忘祖”的犯由牌，要我也跟着道歉，而被推得最高的跟帖评论是：“有作者你这种人，民族才会没希望”。吓得我差点以为自己失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资格了。

左是网络“道德判官”们的围剿，右是老大哥的眼睛盯着，二者夹缝形成的促狭评论空间，让评论变得更像是螺狮壳里做道场。而时下的舆论气候，相当于给“螺蛳壳”开口贴上了封条。在此空间里，你有长袖也未必能善舞，长袖还可能动不动就绊住舞步。再来点“纸媒已死”的凄迷伴奏乐，有的人恐怕恨不能把“长袖”当自缢的白绫。

不过真有这么惨吗？不至于。评论本来就是不被现实闷死的“深呼吸”，本就该自带“扛窒息”的属性，你看国足，外界“紧逼”成啥样了不还照样淡定着吗？

在无声中显意义，于逼仄处见胸怀。熊培云曾剖白其评论写作心迹：因为无力，所以执着，“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你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积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就说它份量过轻，或者没有重量。当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这听起来有点沉重，套用马云句式或许容易被接受多了：“写评论是得有点‘改造社会’的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兴许有人会对“改造社会”四个字哂笑：别装什么“有情怀”了，洗洗睡吧，你们抨击的那些事，不还在发生？

那我也只能是搬出麦郎的那句歌词：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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