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婴孩被杀是个体之恶

　　什么词语，可以描述长春窃车杀婴的滔天罪恶呢？

　　这不止是犯罪，不止是悲剧，不止是丑闻，不止是耻辱。所有死亡当中，孩子的死亡最为残酷，以他们的力气，尚不足以紧握自己的生命，便被迫匆匆撒手，仿佛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除了出生就是死亡，何其单调而仓猝，简直不能称之为生命。这一次，遇害的婴儿仅在此世停驻两月，甚至还来不及对人间抱以天使的微笑。他生于严寒，死于严寒。他的无辜，反射了天地的不仁与人性的极恶。

3月5日，吉林省长春市，文化广场上，许多市民前来为小皓博点上蜡烛。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成人不仁，以孩子为刍狗。我实在无法想象，杀婴的恶徒周喜军，如何泛起杀心，如何张开魔手，如何将死婴掩埋于雪中，他的良心到底沦丧到什么程度，假如他还有良心的话。尽管我对人性从来不抱希望，然而出于人性的恶行却屡屡令我绝望。

　　今日中国，我们常常高估人性之善，而低估人性之恶。

　　这一起杀婴案，我以为批判的力度，应集中于人性之恶，不必动辄便上升到社会之恶、文化之恶、制度之恶——这些恶的确存在，并且早已化作孕育周喜军们的精神土壤，只是它们要为残忍的杀婴承担多少罪责呢？我始终无法寻见其中的因果关系。只能说，它们为周喜军作恶制造了冷酷的环境，恶之源，却窖藏在人性的冰河。

　　相似的开头，相反的结局，李开复举出美国的案例，似有所指。一个月前，纽约一对父母携八个月的女儿外出购物，将熟睡的女儿留在了未熄火的越野车上，小偷偷走了车，开了两英里后，发现后座有孩子，立即停车，两次打电话报警，一小时内，婴儿获救。

　　我看见了人性的暖光，虽然相隔万里之遥，对比千里外的北中国，人性的酷虐，愈发令人悲哀。

　　这一对照，我更愿意理解为人性的对照，而非文化与制度的对照。当然我承认，越宽容的文化与越公义的制度，越能呵护人性幼苗的生长，唤醒沉睡的人性之善。然而，对人性之恶，文化与制度的作用，仅限于防御和规约，并不能一举根除。换言之，周喜军生在美国，仍有可能成为周喜军，也许，概率会小一些，却不会小于零。

　　我并不反对批判文化之恶、制度之恶，只是，第一要就事论事，单论杀婴案，罪孽一目了然，罪魁当在周喜军，在于他的人格与人性之极度残缺，对此的批判应该首当其冲，待挖出他的教育与生活背景，再批判相应的文化与制度犹不迟，至于借机批判计生、校车、毒奶粉等制度性杀婴，则是另一码事。第二，有时对文化、制度之恶的批判之激烈，竟使我们略过了对个体的批判，或者将个体之恶，尽数归咎于文化、制度的整体之恶，不管这是无意还是有意，本该承担罪责的个体往往因此而豁免，本该被正视的人性之恶往往因此而继续隐匿。这样的批判，何尝不是一种逃避呢。文化与制度，竟沦为怯懦的避难所。

　　身怀利器，杀心四起，这利器，人人皆有，就藏在人性的冰层之下。坚冰爆裂之日，便是利器出鞘、杀心迸发之时。没有哪种文化与制度，能使人性不再结冰。当一种文化与制度以此为呼召，来改造、清洗人性，那么它该引起的不是响应，而是警觉。

　　人性的战争，我们所能依赖的惟有我们自己。正视人性之恶，正视我们心头的卧虎，并时刻保持戒惧，勿以恶小而为之。在一个丧心病狂的年代，一颗悲悯和宽容的心灵，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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