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旱的三个猜想

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观”。他以儒家文化为大旗，其实背后所肯定的是一套东亚式的威权政治观，从而一方面接受西方的市场化资本主义，一方面却拒绝西方民主价值。其实儒家文明和西方民主政治并非对立。
“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儒家文明”，但是“儒家文明”的初衷却是要驯服专制权力。中国现在要恢复“儒家文明”，不能只是捡起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化符号，如“京剧”、“孔子学院”、“中餐”，而忽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重建一种更为人性、更为公正、以及更有自我期许的亚洲新价值，任重而道远 …【详细】【网友评论】

“亚洲价值观”的内涵

亚洲主体意识的萌芽

1980年代，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多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成功地与全球化市场接榫，拉开了亚洲经济成长的大幕，这一波经济成长潮，让亚洲国家逐渐淡忘掉二战后密布的冷战体验，压抑数十年的“亚洲主体意识”重新开始萌芽，对这种 “主体意识”描述地最精到的，自然是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

李光耀的 “亚洲价值观”：儒家文明

所谓“亚洲价值观”，按照李光耀的说法，其实就是影响东亚数世纪的儒家传统，具体内容包括重视家庭价值、勤俭、孝顺等传统价值，而李光耀在此时抛出 “亚洲价值观”，表面上看是捍卫东亚的传统价值，但背后却蕴含了这么一层深意，也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对于东亚威权政治模式的强烈冲击，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徇的分析来看，尽管东亚国家之间有某些差异，但是他们基本上都奉行儒家式的权威观，强调父权式的政治模式，否定个人主义，而强调某种独断性权威在秩序治理方面的作用。

东西方世界的政治价值分野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其实是亚洲与西方世界在政治价值方面的分歧，李光耀以儒家文化为大旗，其实背后所肯定的是一套东亚式的威权政治观，从而一方面接受西方的市场化资本主义，一方面却拒绝西方民主价值。这种对西方的反对，强化了对权威政治的迷恋，对国家主义与家长制政治的“着魔”，开启了当代东亚威权政治之滥觞。

儒家文明与民主并非对立

所谓“亚洲价值”，我们或许要区隔开文化与政治。一方面，儒家文明强调社群的观念也并非东亚文化所独有，美国的乡镇社群自治传统所蕴含的人情其实也可与儒家集体观相得益彰，当代美国兴起的“社群主义”思潮也其实证明，就算在美国，也有相当深厚的社群意识；从另一方面而言，西方民主政治尽管强调个人权利平等，但同样还有一个社群自治的维度，例如从乡镇到州级政府的自治，这也可说明，所谓西方政治观，也并不是像某些亚洲政治人物所讲的只谈个人，不谈群体。

我们离“儒家文明”还很远

儒家文明的初衷：驯服专制权力

政府在国内与海外所精心打造的“儒家文明”形象，其实与传统儒家的面目已经大相径庭，一方面就如余英时等学者所言，离开宗族社会的儒家文明本身已成孤魂野鬼；从另一方面而言，在传统政治中，儒家思想始终是士大夫对皇权专制的一种观念制约，这一点以宋代的“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尤为明显。因此，“儒家文明”绝对不是“威权政治”的正当理由，相反，儒家一直致力于“驯服专制权力”，而不是鼓吹和纵容权力。

儒家文明不只是碎片化的文化符号

在今天谈所谓的“亚洲价值”，要十分警惕那种将儒家文明与“威权政治”一锅烩的作法，好像儒家就等同于现代威权政治，这样的逻辑就好似把儒家视作民主之滥觞一样粗暴。相反，在今天的中国，过往鲜活的“儒家价值观”正在急剧地沦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化符号，如“京剧”、“孔子学院”、“中餐”，更深层的一些儒家文明的正面价值，却被弃之不理。

中国信奉的并非“儒家文明”

其实，当代中国所信奉其实并不如许多人所声称的“儒家文明”价值观，更像是“个人至上主义”，追溯其原因，则是这30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破坏了传统的各种共同体，如单位系统、宗族社会等等，大量人口进入城市，成为无所依归，漂浮的原子化个体。如果今天谁还在鼓吹中国是一个“强调集体价值”的特殊文明，其弦外之音其实是在说，只有“国家价值”才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形式的宗族主义和地方主义都已被贬斥为落后观念，国家扮演了唯一的“父权”形象，个人的生老病死、情爱恩怨，最终只能寄托在国家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许多国人一提“国家”就情绪亢奋，仿佛乩童起乩，但是另一方面对家庭、社区又缺乏基本的认同与热情，只能在周期性的爱国主义集体动员活动中展现他们那慷慨激昂的“力比多”。

重建“亚洲新价值”任重道远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我们理所当然要对东亚文明的复兴心存期待，从某个程度而言，对传统文明丧失的忧虑并非是亚洲所独有的体验，西方世界同样面对传统文明堕落的挑战，在这样的共同背景下，如何重建一种更为人性、更为公正、以及更有自我期许的亚洲新价值，或许是面对亚洲各国集体面前的任务。

搜狐评论责任编辑：衡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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