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近日，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包括：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值得一说的是，在发布会的现场一位号称“独立学者杜建国”的人士，扮演闹场者的角色。他高呼国企不能私有化，痛斥华尔街都是骗子。“杜建国”先生的“激情搅局”，恰恰是当下中国社会如何看待这份世行报告的一个生动注脚。
这份报告在中国不引起争议、不遭遇“抵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明确提出，中国应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要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金融部门改革应该采取果断、全面和配套的改革，按照市场原则推进利率的自由化。这次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虽带有一些华盛顿共识的味道，对中国来说，大体上却是对的。
如果我们重新检视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那么否定华盛顿共识是否意味着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好的吗？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各个国家为金融市场设置种种障碍，这是否又会影响全球市场的分工合作，让世界经济陷入寒冬？
如果说金融危机是由于欧美政府监管过少的话，中国的病症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政府的管制太多、行政干预太过。从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到对各种微观经济的干预，设置种种行业壁垒，禁止其他资金进入，以保护能源、通讯、金融、交通等等垄断国企的利益。而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针对的其实正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也可以说，即便没有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国人也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大量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矛头所向。
而对世界银行报告的另一种非议，或许来自普通民众的担心，他们担心，国企的进一步私有化可能会带来另一轮对公共利益的蚕食与侵吞。这或许为“独立学者杜建国”提供了部分大闹会场的底气。
民众的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这一方面基于东欧转型以及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一方面也是因为华盛顿共识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华盛顿共识应用于拉美、俄罗斯、东欧等国家时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或许就是在于，其强调明晰产权清晰，却并没有将正义作为产权清晰、转移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产权清晰之后，效率提高，却牺牲了社会公正，对产权的保护变成了对不义之财的保护，长此以往就不可能不动摇社会正常运行的根基。缺乏法治、宪政、民主等现代政治制度的配套，而单方面推进华盛顿共识，或许正是拉美、东欧诸国一度落入深渊的根本原因。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奉行华盛顿共识，欧美等发达国家就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繁荣。
今日之中国改革，确实需要世界银行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中国的改革也很有针对性。但是，中国改革有其复杂性的一面，也不是说，遵从世界银行的建议按方服药，就可以“包治百病”。世界银行的合理建议可以采纳，该推进的改革就应该拿出魄力推进，可是，除此之外，仍然有更加艰巨的改革任务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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