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伯格：我一生的荣耀

　　50岁之前，芭芭拉.梅姆瑞（Barbara Mcmurrey）并未真正了解过自己的父亲。她从未离开美国，但她的梦境中却常常出现东方的景象。

　　在芭芭拉家中，有118封寄自中国的信。她知道，那些是60年前父亲从战场寄给母亲的家书。除此之外，她对自己亲生父亲的生平知之甚少。那些信构成了她对父亲仅有的了解。

　　1999年，二战学者孙敏为调查滇西抗战的历史，来到腾冲的一个偏僻乡村，发现一户人家珍藏着一幅美军在乡野间举行葬礼的照片。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张照片对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具有多么大的意义。直到2003年，民间学者章东磐等人在整理美军阵亡士兵及其家属名单过程中，联系到芭芭拉.梅姆瑞，人们才又想起那张被遗忘的照片。这张照片背面清楚地写着：“姓名：威廉.梅姆瑞”，所有的碎片才被拼在了一起。照片上记录的，就是芭芭拉父亲的葬礼。1944年在中国远征军收复腾冲的最后关头，梅姆瑞少校在与日军的一次激烈交战中阵亡，年仅34岁。他牺牲时，胸口的口袋里还怀揣着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 威廉.梅姆瑞只是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团的一员。二战时，这支4000人的特别部队被派往中国，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军队提供了军事和武器培训，帮助中国远征军打赢怒江战役，夺回1941年失手的滇缅公路——当时中国唯一获得外界军事物资的陆路通道。

　　这批美军顾问团协同中国远征军共同作战的地方被称为中缅印战区（CBI Theater）。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国最多的战场（中、美、英、印、缅、日六国军队直接参战，还有英联邦其他少量成员国军人非成建制参战），也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惟一取得战略胜利的战场。每年，世界各地举行二战纪念活动的时候，参加诺曼底登陆的老兵被请到欧洲，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在国内受到贵宾的礼遇。唯独在中缅印战场，几十年来几乎从未被正式纪念过。

　　时过境迁，像芭芭拉父亲那样远赴滇西作战，甚至战死沙场的美国军人还有很多，他们和被遗忘的16万中国远征军一起，在半个多世纪过后被打入另册，晚景凄凉，唯余一身功勋默默凋零。

　　2005年，民间学者章东磐、邓康延这些二战学者与自由摄影师牛子合作，把梅姆瑞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寻找少校》（The Search for Major Mcmurrey）。他们是第一批知道故事真相的人，但他们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和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昔日英雄。

　　在拍摄过程中，芭芭拉.梅姆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回到了父亲年轻时英勇战斗的地方。她突然意识到，这正是她梦里常到的地方。“谢谢你们所做的事，在最近一个星期内，我所了解的父亲，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的姐姐蓓雯丽.梅姆瑞也感谢你们。我们的母亲菲，于1996年去世，她一生都没有改嫁。”

　　60年无人问津的照片

　　在为纪录片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牛子发现了一个宝库——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一负责收存所有美国官方历史纪录的政府独立机构，自1934年罗斯福总统下令建馆起，一直安静而忠实地记录着历史。

　　按照国家档案馆的规定，只要根据它的索引填写一张表格，工作人员会为你取来整个文件夹、整个纸箱、整个小推车，甚至几个小推车的原始档案供你查阅、摘抄、拍照、扫描。

　　当时，牛子为拍摄《寻找少校》，共扫描了190张中缅印战场的照片。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照片自入馆60年来都无人问津，他是第一个检索和扫描的人。但这些只是沧海一粟。牛子回国后兴奋地告诉章东磐，档案馆内收藏的中缅印战场的历史照片初步估计约有2万多幅。

　　2010年的春节，牛子、章东磐、晏欢等人，再次赴美国档案馆，试图寻找更多历史的背影。这是晏欢第一次来到美国国家档案馆，而他到达的第一天，是他的节日。就在他们填写完检索表的几分钟之后，“奇迹”发生了，一辆小推车停在他们桌子旁边，上面是中国驻印军50师攻打缅甸密支那的照片。而率领那支部队的儒雅而骁勇的师长潘裕昆将军，正是晏欢的外祖父。据章东磐回忆道，“晏欢他一次又一次发出压低声音的欢呼，欣喜而神秘地告诉我：这一天，他看到自己外公穿军装的照片，超过在国内寻找十几年的总和！”

　　曾有国内学者在媒体上声称，“史迪威的美国陆军在中国没有一兵一卒！”然而，章东磐一行人找到的详尽影像资料，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在隆隆的机械声中，驻华美军司令、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Joseph Warren Stilwell）正率领麾下庞大的多兵种、成建制部队协同中国远征军在中缅印的莽莽大山中与日军浴血奋战。

　　这新一批远征军及盟军的影像资料包括2万3千余张战地照片和超过100小时的动态影像，它们不仅纪录了真实的战争场景，也展现了中美军人间的交往和战时的生活百态——例如美国军医为中国士兵体检、美国军需官给中国士兵发胶鞋，袜子，防蚊网等日常用品、给少数民族派发香烟、帮助修建流动厕所和废品收购机构、美中两国后勤人员到藏区选购军马，与藏民用现钞交易等等。

　　随着这些张珍贵照片重见天日，这支包含中美战士的抗日远征军终于走出重重遮蔽，一个国家的记忆也终于渐渐完整。

　　12月3日，由那些赴美搜集照片的民间学者们共同策划的“国家记忆”二战中缅印战场解密影像展在重庆大剧院开幕。影展的解说词里写道，这是“以一段浴血奋战的历史，向英雄城市——重庆致敬；以一段并肩作战的历史，见证中美两国的共同历史情感，促进两国友谊；以一段曾经淹没的历史，让更多人多角度感受抗战，并向那些曾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却默默无闻的先辈们致以迟来的致敬。”

　　是谁在记录历史

　　在那4000多人美军顾问团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第164照相连（164th Signal Photo Company）。后人能够看到这批珍贵而精彩的战场影像，从中找到父辈的足迹，都要归功于这群通信兵忠实的记录。

　　事实上，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组建了使用当时才发明不久的照相机和胶片摄影机全方位拍摄战争的专门兵种。他们既是摄影师，同时也是士兵。除了枪支和炮弹，相机也是他们的武器。

　　第164照相连共有250人，包括军官、士兵、摄影师等。他们的第一批前线人员于1943年12月到达中缅印战区，而后分成小分队，活跃在战区的每一个兵站。从印度加尔各答（Kolkata）到缅甸密支那（Myitkyina），从早期的列多公路（Ledo Road）到后来的史迪威公路（Stilwell Highway）开通至昆明，这群照相兵和大部队一起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同时按下快门，为这场战争和参与战争的人们留下肖像。

　　在当时，他们的作品被刊登在《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CBI Roundup）上。这是一份从1942年起面向中缅印战场的美国士兵免费发放的战地报纸，在三年半里共出版了188期。

　　从后人整理扫描的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为鼓舞美国大兵们的士气，报纸封面多半会刊登一张窈窕女郎的靓照。报道的内容则是第一手战况、战地生活记录，甚至还有针砭时弊的漫画作品。其中，所有标明“美军照片”的影像几乎都是164照相连拍摄的。

　　在某一期的报纸上，记者李.巴克（Lee Barker）回忆了这群身在前线、恪尽职守的摄影师。他写道，“他们的双重身份使照片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因为他们忠实的记录，这一段历史才活生生地走到了我们面前……而当读者看到这些照片时，完全想像不到摄影者为拍下这张照片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甚至是死亡的考验。”

　　并非所有通信兵都上前方拍照，有些也负责后期冲印。照片一旦回到后方，这些“幕后”工作者就开始昼夜不停地冲晒照片。当时中国极度缺乏正规的冲印暗房和设备，因此冲印工作常在一间土坯农舍里凑和着完成。需要天平度量化学药剂时，摄影兵们只好从当地村镇的中药铺买一副古老的杆秤回来用。

　　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本尼.霍夫曼（Beinie Hoffmann）的一张照片鲜活地记录了一个“战场新闻总部”的模样。照片中，十来个摄影师和文字记者们匍匐在一架小型飞机的机身下——那是一架在密支那战役中刚被击落的C-47运输机。有的扛着相机，有的敲着打字机，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了临时的“新闻总部”。对他们来说，这里既能遮荫，又能避雨，比起机场跑道旁的堑壕，这架飞机残骸已是非常理想的遮蔽场所。

　　“这里逐渐变成了安乐窝，床位日趋拥挤，空投物下面的护垫被搜集起来当床垫用。摄影师们考虑把飞机的厕所改装成为一个暗室，许多双警惕的眼睛时刻盯着空中来袭的日军飞机，一旦有事，大家时刻准备好立即撤离这里，躲到附近的散兵坑里，因为新闻总部可是日军空袭的主要目标。”当时报道二战的《纽约时报》记者笛尔曼.杜尔丁（Tillman Durdin）就是这一“新闻总部”的常客之一。在一篇名为《围攻密支那》的文章中，他生动的笔调让人仿佛置身现场。

　　在战场上，这些通信兵和其他士兵一样忙碌。通常他们会准备很多胶卷夹，在一个小袋子里卷片子，卷完后剪下来，把剩下的带子放回盒子里，然后接着拍。他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环节，是在拍完后写下胶卷号码，加上文字注释。

　　在牛子一行人扫描的两万多张照片里，几乎每张照片背后都标有时间、地点、人物和简要的事件说明。虽然这些都是通信兵们在战时条件下草草写就的，但他们知道，自己仓促留下的寥寥几笔，也可能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中缅印战场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荣耀”

　　在距离二战结束已六十多年的今天，亲手记录战争的通信兵们大多已去世，仍然健在的也已近耄耋之年。今年92岁高龄的悉尼.格林伯格（Sydney Greenberg）就是其中之一。

　　策展人晏欢本想邀请他作为通信兵代表出席在重庆举办的“国家记忆”展。遗憾的是，他的个人医生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不让他乘坐飞机。当天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三名中国远征军老兵都来到了现场。唯独缺了记录历史的美国通信兵，这也成了在场所有观展人的遗憾。

　　记者本想通过电话采访这位老兵，却得知就在最近，他因车祸重伤住院。他的儿子菲利普.格林伯格（Philip Greenberg）在电话中告诉《外滩画报》记者，“爸爸现在情况稳定，但年龄大了，恢复过程比较缓慢。他在病床上还不断问我重庆展览的情况，他恨不得自己能在现场。”

　　菲利普很为自己的父亲自豪。在接受采访前，他发给记者一个视频，那是他才上6年级的女儿伊莎贝拉采访爷爷的作业。“即使在美国，也很少有人关心在中缅印战场发生的事。”菲利普说，“经历二战的那一代人正从历史的场景中迅速消失。随着这一代人的离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的后辈，我们表达感激之情的机会也将很快消逝。”

　　格林伯格出生于1919年，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大。21岁时，他应征入伍。通常每个人服役期为1年——也就是说，他本该到1942年12月就能退役。然而，就在那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了。美国宣布参战，他被编到了第164照相连。

　　他就是第一批在大西洋畔弗吉尼亚州登上“苏格兰快艇”号的通信兵之一。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前往的地方叫“中国”，直到军官给他们人手发了一本小册子，让他们学习印度和中国的“行为准则”，东亚国家的神秘面纱才在他们面前慢慢揭开。历经34天的航行，他们在猛烈的空袭中到达印度孟买。其中一半人留在印度跟随中国驻印军，格林伯格与另外的120人继续前往中国。

　　说起这段旅程，格林伯格最自豪的就是他到达中国的方式。他告诉孙女，自己是乘飞机翻越了著名的喜马拉雅山，降落在中国。最后到达昆明的40人被分成3个小队，每次执行任务的一组由一名军官和两名摄影师组成。就这样，他和长官以及另一名摄影师亚瑟.海基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战地摄影生活。

　　格林伯格所学到的“中国行为准则”包括自然、有礼貌、尽量学说中国话。因此，他常把家里寄来的香烟大方地发给当地老百姓。“如果你沿着滇缅公路走，看到抽美国烟的当地人，你问他们烟从哪来，他们肯定会说是美国人格林伯格给的。”

　　菲利普说，父亲初到云南时有些水土不服。喝水沟里的水，使他频繁拉肚子。再加上长期在湿热的雨林中作战，许多中美士兵染上致命的阿米巴痢疾、登革热和丛林斑疹伤寒。格林伯格就不幸染上痢疾，至今仍没有痊愈。

　　不过，他没过多久就融入了战地生活，和中国士兵打成一片。在他自己最喜欢的照片是在某次行军时拍摄的。照片中，他与两个中国士兵站在一起，其中一个挑着粮食，另一个挑着竹筒，是盛水用的。而格林伯格也是一副入乡随俗的打扮：脚穿草编凉鞋、头顶中国马夫帽，看上去就和身边的中国士兵差不多。

　　这么打扮是有原因的。当时日军以10万元高额悬赏美国人的人头，因此他们必须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中国人。许多美国人和格林伯格一样，自从到了中国后就很少刷牙、洗澡，“因为只有美国人才有在一大早刷牙的习惯。”菲利普说。

　　许多美国士兵因为戴着钢盔而被日军狙击手打死。格林伯格的长官就是这样牺牲的。“他是在山上被狙击手击中的，就在我们驻地附近。日军的狙击手每天晚上都会悄悄潜入，藏在树上，子弹穿过了他的钢盔。”

　　菲利普还从父亲那里听到，日军潜入美军驻地后，但凡看到用睡袋的人，就知道他们是美国士兵，然后用刀残忍地割破他们的喉咙。由于格林伯格的住所在海拔较高的山上，才幸免遇难。“这是我为什么惧怕黑暗的原因。即便到今天，我也会在每个房间开着灯，每个房间里还有手电筒。我不想要任何东西处在黑暗中。但我还是会做噩梦。”格林伯格曾在回忆时说道。

　　“对于那些杀戮和死去的同胞，他不愿多提。他甚至没告诉我他死去的长官的名字。他在战场第一线，一定亲眼见过许多可怖的场景。但在他镜头下，你能看到更多的，是关于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场景——比如洗衣服、带孩子，关于他们如何在战争中幸存，在苦难的同时也保持乐观的画面。因为这就是生活。这些关乎人性的东西，也是战争的一部分。”菲利普说。

　　这和格林伯格乐观的天性不无关系。他没花多久就会说很多中文，甚至包括一些云南方言，并乐于用中文和当地老百姓交流。一些当地人起初还把他们叫作“美国魔鬼”，但最后都和格林伯格成了朋友。

　　在按下快门前，格林伯格总会用并不流利的中文礼貌地打招呼说，“朋友、我要照相”、“谢谢”。这是他的拍摄“诀窍”——能让原本警惕的人们即使面对陌生美国人的镜头，也能放松戒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镜头下，人们的神态都很放松，有的甚至还在微笑。”

　　他高超的摄影技术和极强的人格魅力还让他有幸为蒋介石拍摄肖像——这也是他认为的在中国服役期间最有意思的经历。

　　1945年9月，战争结束。格林伯格飞到南京，拍摄南京受降仪式，见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缅印战区的胜利。接着，他接到了回国通知。据菲利普回忆，父亲当时可以先到上海，从那里乘船；也可以先到昆明，飞越驼峰到印度坐船。他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想在离别前最后一次和云南，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告别。

　　在之后的六十多年里，格林伯格一直留在美国，过着安稳的生活。他经常想念自己的战友，却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国。在为此次展览特别录制的一段录像中，他深情地说，“两年里，我执行了许多摄影任务，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学说中国话是非常奇妙的过程，使用筷子极为有趣。没过多久，我就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你们把我当朋友对待。谢谢你们，让我在短暂两年里，对这样一个友好的国家拥有如此美好的回忆。”战后的年代里，格林博格先生的职业是警察局摄影科的特殊中尉，给警察局相关人员讲授摄影课程，依然做他的职业摄影师。他的“New Canaan过去和现在”风景摄影和“昆虫生活”摄影展览在当地颇具名气。当然，老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学校、医院、社区等公共场所展示这批照片，讲述他的中国记忆。

　　一幅一幅地仔细看他拍摄的数百幅照片，每一幅照片都让人心生激动，它们把我带进了1944－1945年那个特殊时刻。当时滇西的土地上正发生着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战役，一位普通的美国军人用镜头记下了那段历史，那段发生在中国的历史。

　　2005年，美国独立导演大卫.保格农（David Baugnon）拍摄了一部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的纪录片《战争中的艺术》（Art in the Face of War），讲述8名二战老兵用艺术反应当年战争经历的故事。其中有7人是在欧洲战场参战的画家，格林伯格很自豪，因为自己是唯一在中缅印战场记录影像的摄影师。

　　在孙女对他的视频采访中，伊莎贝拉用稚嫩的声音问道，“中国战场的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格林伯格一刻也没有思索，他只说了一句话，“那是我一生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