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前几年随着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中译本在国内问世，中国读者对日本历史中相当重要的江户时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今年初又推出山冈庄八另一部历史小说《德川庆喜》的中译本，则是这种兴趣的扩展和深化。从家康到庆喜，从初代将军到末代将军，从逻辑的关联到观念的延伸，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江户二百六十五年历史老人的心路历程。
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后开启的德川幕府，有两个重大意义。一个是确立了战后和平体制。执权北条政权凋落之后的三百年的内战和丰臣秀吉的出兵朝鲜，终于打上了休止符。一个是德川体制开始寻求自立的体制，即想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走出来。为此，德川时代也是日本各种试验的时代，如国产化试验，戏剧试验，农事试验，染色试验，浮世绘试验，思想试验，媒体试验等。伎艺，游艺，歌舞伎，俳句，文人画等也得到了创新。坠子是精巧的，名伎是洗练的。而在这一系列的实验中，最为精彩的是德川时代的日本人，也为历史哲学做起了试验。这就是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
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曾不无激动地说过，历史的凯旋门就是建筑在千百万人的白骨堆之上的。中国的历史哲学也讲易姓革命，讲汤武放伐。如孟子历史哲学的中核——放伐理论强调：君王如果失德的话，可以用武力加以排除。总之，用暴力推翻前政权，然后杀掉前政权的君王。应该说，各国的历史，均大同小异。
日本的历史当然也不例外。源赖朝追杀平家，逼得天皇都跳海自杀。血腥地建立镰仓幕府政权。足利尊氏率军东下，一路烧杀，收复镰仓。室町幕府诞生。接着是织田信长天下布武，杀人无数，独裁者霸天下。最后被家臣明智光秀杀掉。丰臣秀吉收拾信长的旧山河，用信长的次子信雄之手，杀死了信长的三子信孝，扫清了自己做君王的最大障碍。德川家康血洗大坂城，杀死了秀吉唯一的儿子丰臣秀赖。德川幕府开始上路。这样来看，日本的历史也无法逃脱这一历史的惯性：用暴力推翻前政权，然后杀掉前政权的君王或其子。
但是，令人亮眼的是，历史在德川庆喜这里，展现了另外一种景象。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拱手交权，无血开城。再具体点说，二百六十五年的德川幕府政权，和平地奉还给了朝廷。这叫“大政奉还”。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只有神话里有过“出云让国”的传说。二百六十五年的江户城，竟然开城迎接占领军接管。这叫“江户无血开城”。日本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有的只是血洗安土城，血洗高松城，血洗若松城，血洗大坂城。
虽然丰臣秀吉曾经说过，日本是个“武威”的国家，不输明朝的“长袖国”（文官统治的贵族国家之意）。但是庆喜最终没有理睬这个偏激的历史哲学。这是他的智慧。
那么，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从历史的节韵来看，二百六十五年的德川幕府，是被1853年（嘉永六年）的佩里黑船来航给击垮的。如果美国人佩里不来，德川幕府还将飘摇下去。佩里来航，全体日本人先是惊慌后是愤怒。面对美英等列强的杀到，日本人表现出岂有此理的敌对意识。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一直在读外国的书。佩里来航的十年前，关于鸦片战争的书，从中国带过来。最先买来的是老中阿部伊势守。看了书，才知道佩里想要什么。当时日本有两百六十个大名，半数以上都感觉不佳。不能让鸦片战争在日本重演。他们顽强地抵抗佩里。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从佩里来航到1867年的大政奉还，只有十四年的时间。坚如磐石的德川幕府在这十四年的激荡中轰然倒台。二百六十五年的政权毁于一旦，这是谁也始料不及的。
幕府官僚无策。他们不懂外交，却缔结了很多外交条约。缔结条约后究竟如何实施？幕府开始和京都的朝廷相谈。这是幕府崩溃的开始。德川幕府至此为止向京都朝廷请教事情一次也没有。但这次请教了，幕府的地位就一下向弱的方向发展。
和佩里的黑船作战，日本在那个时点是不可能的。开港开国，冷静思考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福泽谕吉就是主张与外国和睦的一个代表。但是明治维新的实行者不是这样想的。长州的大村益次郎，主张决一死战。确实，长州拥有相当的武力，但这样的武力不能和美英相比。即便这样，他还是主张与美英作战是必要的。
行将就木的幕府与外国作战，漂亮的一句话就是“尊王攘夷”。
福泽谕吉说：攘夷？这样的蠢事能行吗？
这是说的现实之理。
大村益次郎则说，完全有必要。全体攘夷，日本就会振奋起来。如以这为杠杆，就能撬动腐朽的幕府，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这是弹的浪漫之琴。
这样的想法与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是一样的。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他们想保卫受到威胁的国体——文明自身。
但是“尊王攘夷”是冒险的，像赌博一样。赌博需要钱，而想“尊王攘夷”的藩主有钱，特别是长州和萨摩，更有钱。他们搞走私，有钱，有人才，有思想。尊王攘夷、推翻幕府就不是无趣的纸上空谈。
庆喜的幕府军和萨摩长州联军作战于鸟羽和伏见，从兵力上看，幕府军占优。一万五千对五千，绝对的优势。这对联军来说是一种赌博。赌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摸准了庆喜将军的心思。幕府军的先锋是井伊家和藤堂家，这两个先锋还是从家康那里定下的。井伊家是德川家最为信赖的人选，藤堂家在战国时代就是十分活跃的藤堂高虎的后裔。英勇善战是他们的特点。但是鸟羽和伏见之战，他们还是败于萨长联军的手下。
大坂城，幕府军满城。在海上，江户的榎本武扬拥有强力的军舰，但还是放弃了。放弃了什么？放弃了抵抗？放弃了回击？不。是放弃了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拼死守旧的思想、一种千秋万代的观念。是谁命令他们的呢？是德川十五代将军庆喜。政权返回朝廷，自己从江户回到水户隐居。大政奉还在静谧中进行。没有骚动。没有大浪。一场寂静的革命在佩里来航的十四年后发生。日本被推上一条解体旧文明的不归之路。
从日本的政体来看，从奈良朝开始，权威属于天皇这边，权力由实力者行使。公认这种权力是作为权威的天皇的主要作用。日本历史上，企图破坏这种政治构造的人几乎没有。织田信长够凶狠的了，但他也没有想过要夺取天皇的权威。庆喜的大政奉还也是这样。原本的德川家从权威的天皇那里获得权力的身份证，即征夷大将军。在权威和权力隔离的同时，两者还保持着政治上的关联。皇室有存在的天然理由。这是日本独特的政体，在他国难以看到也难以理解。这不能不说是日本人的智慧。日本人为什么要分离这种权威和权力呢？说来也好笑，这是日本人很深的妒嫉心所致。日本人对谁最突出、谁掌握了什么大权，都怀有强烈的妒嫉感。为了控制和平衡这种妒嫉心，才开始考虑权威和权力的分离，但同时也生出了平等意识。
实际上，比名将比新式武器更为恐怖的是什么？是时势潮流。这个时势潮流，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是很重要的征候特点，日本人都会敏感地察知。日本人有这方面的天赋。鸟羽、伏见之战，敏感地捕捉到时势潮流的日本人（幕府军），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好好地作战，就在于感觉到一切已经大势所趋。历史潮流谁也挡不住。德川庆喜也是这样。司马辽太郎在历史小说《最后的将军》里说，即便有百策，即便有百论，也不能战胜时势这个魔物。而庆喜从最初就看穿了这点。司马为此感慨日本人是对时势十分敏感的一个民族。但敏感归敏感，日本人对时势的正义和美感的思考则几乎是停止的，只凭感觉朝着一个认准的方向，不回头走下去。这也可以说是轻薄。但恰恰就是这个轻薄所产生的能量，创造了日本的历史。庆喜的举动，就是时势——敏感——轻薄——创造这一模式的写照。
在德川初期，将军并不叫将军，而叫“公方样”。将军这个词被强调是在幕末，表明了一种身份，一种作为天皇“家臣”的身份。十四代将军家茂上洛，在御所里参内的时候，勤皇志士高杉晋作面对家茂的坐骑大叫道：“喂，征夷大将军。”如果这在江户初期的话，是要切腹的，因为这是极端的无礼行为。但是高杉晋作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这是为什么？
德川幕府从初期到终期，其内在的意识形态在异变，尊王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这个时代，家茂只不过是天皇的“家臣”而已，而且是在向天皇拜礼的途中，这个家臣的役职就是征夷大将军。所以直接称呼征夷大将军没有问题，也构不成罪名。因为伟大的是天皇。这和江户初期强调只有将军最伟大是不一样的。
家康在制定“禁中以及公家诸法度”的时候，将军和武士的地位都要超过天皇。天皇只要专注学问就可以了。但是家康为了统治日本导入了朱子学。朱子学讲用武力夺取天下的人是霸者，而霸者是要被武力排除的。而德川政权确实是用武力起家的，这样的话将军就是霸者。家康是什么出身？是霸者出身。他推翻了霸者丰臣秀吉。将来谁推翻家康？肯定会有新霸者出现。为了杜绝这种可能性，家康采用了朱子学理论。依据朱子学，日本的王者是天皇，幕府将军一职，由天皇任命。也就是说，是天皇决定将军家，把现实的政治委任给将军。德川政权的正统性和正当性的理论从这里诞生。
但是，这里有个设问：如果幕府和朝廷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因为天皇家是正统的王者，所以要听天皇的。如果幕府逆反朝廷，这是幕府的恶。如果幕府恶的话，即便讨伐它也无关紧要。或者，幕府丧失了统治能力，本来被天皇家所委任的政治大权，必须返还于天皇家。这就逻辑地隐含了大政奉还的话题。这里，所谓的“大政”就是日本的统治权。
家康采用朱子学，本意是想强化德川幕府的政权。但是，从实践上看，朱子学也能成为反逆（倒幕）的理论，朱子学也能成为德川幕府的掘墓人。这是老到的家康所没有料到的。朱子学最为隆盛的武家是水户德川家。从这个水户德川家出身的庆喜本来是不能成为将军的。在御三家中，水户与尾张、纪伊比，规格要低一些。但是，从这个格下之家出生的庆喜却成了御三卿（一桥、田安、清水，与御三家同格）一桥家的养子，命运从此改变。这里，“天皇绝对主义”的将军诞生了。生长在水户家的庆喜，他的观念是：我们家绝对不能逆反天皇。他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所以，在鸟羽、伏见之战，当萨长联军接受了讨幕的密敕，高举锦旗，说我们是天皇之军的时候，庆喜一下子软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是官军（朝廷军），逆反他们的话，自己就是贼军，就是朝敌。这是尊王中的最大罪名。于是他放弃了抵抗，在敌人的面前逃上停泊在大坂湾冲上的军舰直驶江户。因为留下一个贼军或朝敌将领之污名，对庆喜来说是比什么都要恐怖的事情。庆喜撤走大坂城里的幕军，采纳了幕臣胜海舟的建议，走向大政奉还之路。最后又走上了无血开城之路。
这里还有一个血缘上的秘密。人们只知道谈论庆喜的父亲德川齐昭，而忘记了庆喜的母亲是谁。他的母亲是有栖川宫家的吉子女王，即是堂堂正正的皇族。原来庆喜身上有天皇家的血。将军中导入天皇家的血，这个梦想在庆喜这代完成。这是家康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在《德川庆喜公传》中也说，庆喜尊王之心厚重，很早就有把幕府政治移向王权政治的构想。这里就含蓄地点出了这是他的血缘关系使然。
最先提起这一话题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京都大学教授、汉学专家贝冢茂树。他们早在1956年的对谈里，就触及了这个问题。汤因比说，政治变革的不流血，与佛教有关。佛教思想中的不杀生，起了作用。显然，这是汤因比对东洋既熟悉又不熟悉的笼统之说。贝冢茂树则强调儒教思想骨子里的易姓革命（依据天命，有德的君主占据王位。这种思想的背后有避开争斗的禅让精神）。显然，这是贝冢茂树从个人喜爱出发，得出了一个半真半假的结论。
1995年，在日本著名学者山折哲雄和司马辽太郎的对谈集《何为日本——宗教·历史·文明》（NHK出版，1997年）里，司马谈到了朱子学。他说庆喜是水户家出身，而水户家就是搬弄朱子学的学问屋。当时的水户学者、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就依据朱子学的正统体系，开始编撰《大日本史》。用朱子学的名分论，对天皇作名分分析。如哪位天皇属正统、哪位天皇是旁系，谁代表善谁代表恶等。其结果是，刁难旁系北朝天皇的足利尊氏被认定为恶人，而为南朝醍醐天皇殉身的楠木正成被尊为善人的典范。这种“尊王斥霸”的价值观，深深影响和左右了德川庆喜。他不想成为足利尊氏第二，这是不是就是无血开城的最大原因呢？司马这样设问。司马说，如果这不归属“宗教问题”，那也一定和“宗教世界”有关联。这是司马的精辟之处。
此外，日本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梅原猛，在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谈时这样说：“日本神话中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即大国主神转让国家。对新的入侵者转让权力。这个神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在遥远的过去，绳文人住的地方被弥生人侵占，绳文人就把国土让给弥生人。神话是这个记忆的复苏。明治维新是这个记忆的再现。”这段谈话，后来被收入《政治和哲学》一书（PHP研究所，1996年）。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官军之所以接受无血开城，有一个理由是江户城的金藏里存有大量的“庆长大大判”。如果与幕府军全面开战的话，大大判就无法落入官军之手。所谓庆长大大判就是以十两为大判一千枚为单元，所以也叫“分铜金”。一个相当于一万两黄金。本来这是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后用收集来的黄金制成，大量存放在大坂城里。家康攻陷大坂城后，夺取了这个金藏。二代将军秀忠继承将军职位的时候，这个庆长大大判有千数百个。但是进入江户城的官军打开金藏一看，庆长大大判只存有一个。也就是说当时德川幕府持有的现金只有一万两。说明幕府的财力已到了如此地步，再想君临天下何以可能？
武家政权以一种大政奉还——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形式终焉。从平家灭亡源赖朝创建镰仓幕府算起，共七百年的历史。
在血流成河和拱手政权之间，这位只有三十岁的年轻人选择了后者而放弃了前者。也就是说，宁可放弃权力和职位，也不能让生灵涂炭的悲剧发生。无疑，这是一个痛苦的两难抉择。交出权力，先辈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断送在自己的手中，这样能行吗？私欲，巨大的私欲，有时会像一个巨大的网兜套住你，窒息你，使你即便是血流成河，也要拼上这份大义名分不可。但是庆喜的闪光之处就在于他还是相当冷静地摒除了这个巨大的私欲，并让私欲服从于公欲。这个公欲就是尽可能不死人，尽可能不流血。这里面当然有诸多的外在因素。但是从个人性格上来看，庆喜是有其特点的。他有优柔寡断的一面。恰恰是这优柔寡断的气质，帮助了他在关键的时候，总能恰到好处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能说他交出权力是为了明哲保身，贪生怕死。他时刻都有被砍头的准备。他写有和歌曰：
窗外的花朵还在哀愁，
春天来了，它也浑然不知。
这花朵宛如我的身。
这是在等待切腹命令的时候写的。虽然最终被免除死罪，但这不是他能左右的。或许这就是他的命吧。他的这个历史抉择闪耀了人性的光辉。切腹之令最终没有下达，是否也是对他光辉人性的一个回敬？他在退位隐居的明治年间，共生育了十男十一女。他是用性欲化解巨大的心理压力，证明自己雄性不减。看似荒诞，但这也是他的命。
就在庆喜病死的第二天，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悼念文。其中写道：“为了维护国家辞职的最后将军，是日本的救世主。”面对幕末日本的动乱，作为局外人的美国人把一切都尽收眼底，对庆喜的历史哲学试验作出了第一反应。
2003年在江户东京博物馆举行了纪念江户开府四百年的“德川将军家展”。历代将军的肖像从家康开始一直到十五代的庆喜，除了家康比较特殊之外，其他的从二代开始都属一个模式：束带身姿，严肃相，稍稍偏右而坐，水彩画。只有十五代庆喜不同。尽管束带身姿不变，但他是正面朝向，思索状，油画。
庆喜为什么遭异样处理？无非有两个理由。一个是认可他的功绩，所以他超出了除家康之外的所有将军。一个是鞭挞他的罪恶，所以他不配与其他将军同格。究竟如何解读呢？
这位穿过洋服、穿过拿破仑三世赠送军服的将军，是在江户时代的将军中，唯一有着政治职务的将军。如“禁里守卫总督”“摄海防御指挥”等特殊职务。政治经验丰富是他的一个特点。庆喜面对主战论者的非难和污名，还是忍住了。他有自己的考量，想走政体改革的第三条道路：不流血成河、尸骨堆山，又能实现和平的政治变革。如果能实现，日本则会变成一个新形态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庆喜是日本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著名的历史作家童门冬二在《大政奉还》（NHK出版，1997年）中定下的基调。这是最好的解读。
在世界范围，革命政权杀死前政权的帝王是个常识。如法国革命，如俄罗斯革命。但是明治维新不同。明治政权没有杀德川家的任何人。庆喜还享受到明治政府的厚遇。1870年（明治三年）3月2日，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在江户城招待庆喜。这是庆喜六十二岁的时候。天皇还亲自为庆喜注酒，说：“庆喜，真是一言难尽啊。”四年后，庆喜出列华族，被授予公爵之位，享受到了作为人臣最高的荣华。明治政府有意识杀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新撰组的近藤勇，一个是幕臣小栗上野介。明治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政府享受到了庆喜政治决断所带来的巨大恩惠。这也是最好的解读。
这里留下一个有趣的设问：如果是家康的话，他会选择走大政奉还——无血开城之路吗？也就是说，他会冒险进行历史哲学的试验吗？依笔者看可能性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家康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德川家的千秋万代。这正如司马所说，家康罪恶很大。他为了维系家族，致使日本人三百年来都成了侏儒。而庆喜则在千秋万代和新型国家之间，大胆地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试验。结果，他成功了。日本也为此成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庆喜，就没有明治维新。没有明治维新，日本就无法再出发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或许也是山冈庄八写《德川家康》也写《德川庆喜》的一个原因。他要日本人不可忘了家康，但更要日本人记住这位真正意义上的末代将军庆喜。
因此，庆喜遭异样处理，就是对他功绩的认可——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
交出了权力，赢得了和平；断送了江山，换来了新生。在声名狼藉和清白无辜之间，在卖国求荣和民族大义之间，在贪生怕死和生灵涂炭之间，这位末代将军不动声色地翻转于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既是文学的，又是哲学的边缘地带。尽显一位异端政治家的本色。看来，他确实是操弄二律背反的高手，日本历史上无人可及。
最后的将军庆喜使一个受伤已久的古老问题再次冷峻地突出：原来历史可以流血，也可以不流血。全然在于权力者的人格魅力。 ■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