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如果没有电视辩论，恐怕大多数英国人完全不会深入认识英国新政府的副首相克莱格。这位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在2010年的英国首相选举中，凭借电视辩论时的出色表现，一举让整个英国认识了他。
尽管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国家来说，电视辩论自1960年以来，就不再陌生了，但是对于英国这个以保守的政治性格闻名的国家来说，举行电视辩论却需要一定的勇气。2010年英国首相选举中，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三党领导人同台辩论，这是英国政治传播史上开天辟地第一遭。
A 电视辩论源自媒体革新
美国的选举制度培养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媒介顾问集团，每一位候选人都有一个庞大的形象设计班底，这些媒介顾问们为电视辩论的普及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行动的可能性。
电视辩论是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新兴的一种政治传播手段。
之所以新兴，其实也正是因为比起西方选举史来说，电视辩论的历史非常短。但是就在短短的50年时间中，电视辩论从美国扩展到德国、意大利、以色列，再扩展到拉美国家如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始运用类似手段。
今天谈到电视辩论，无疑都会谈到1960年美国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之间的那场辩论。这个时期，正是电视开始大规模登上传媒市场的时期。从电视上看，肯尼迪注意了电视传播的特点，在炙热的聚光灯下一身薄西服，年轻得体。而尼克松辩论之前两周因为脚伤住了院，在聚光灯下又因为热而频频擦汗，给人的一个感觉是形象邋遢、上台紧张、表情疲惫。
一场辩论下来，二人的执政形象一目了然，几乎是粉丝们将肯尼迪送进了白宫。后来，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自己很后悔未经充分准备就答应了这场改变历史的电视辩论。
之后，经典的电视辩论不断出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1980年美国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和民主党候选人、谋求连任的卡特之间的电视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每当卡特对里根的政策进行批驳的时候，里根总是用一句非常经典的语言进行回应“你又来这一套了”。演员出身的里根在辩论时的风度展示非常得体，进退得当。这句话很快为媒体所传播。
另一场电视辩论则是1992年美国时任总统的共和党人老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之间的辩论。虽然布什比克林顿年长，但是从口才和政策介绍上却比较古板。更令后来许多选民和政治传播学者津津乐道的是，当克林顿回答问题，走到选民中间和他们热情互动之时，老布什悄悄地拉了一下袖子，低头偷看了一眼手表。但是这一镜头被媒体拍了下来，让许多人认为老布什已经不耐烦了，希望快点结束。美国名记者Joe Klein称，打从这一刻开始，“总统选战提早谢幕”。
相对欧洲各国来说，美国的电视辩论起步比较早，这也是和美国的选举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选举制度较早地将选举过程的重点集中在总统候选人身上。
另一方面，美国的选举制度培养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媒介顾问集团，每一位候选人都有一个庞大的形象设计班底，这些媒介顾问们为电视辩论的普及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行动的可能性。
当然，更重要的则是媒体技术的变化和革新。没有电视，选举辩论就不能直接走进千家万户。
B 电视是直接对抗的平台
很多政治人物直接参与到媒介活动中去，因为从政治传播学层面来看，直接沟通的信息损失最小，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保护也最大，当然也更有利于构建候选人的形象。
西方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塑造领导人形象，推行其主要政策，来获取选民的支持。因此这种政治传播学，是和媒介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有学者把政治传播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现代时期、现代时期和后现代时期。
其中现代政治传播从1956年开始到80年代结束，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就是电视的出现和电视辩论在政治传播活动中的使用。80年代后期，卫星电视、互联网开始登上媒介舞台，这是后现代政治传播的开篇。而电视在后现代政治传播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电视作为跨越两个时段的媒体形态，在政治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电视辩论在政治传播学上的价值。电视辩论是第一次把候选人的所有特点都通过动态画面展示出来的手段。在这之前，大多数政治传播都采取的是宣传片加海报的形式，并鼓励候选人走到民间去，和民众之间密切互动，在集会演说中阐释自己的政策。按照一个流行的说法，那些都是“隔空喊话”，而电视辩论则有了更为直接的对抗平台。
在这个对抗平台上，每个人的政策、风格、特色都能展示无遗。甚至在不少电视辩论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工业化的制作流程。时间、地点的选择，服装的颜色、款式，候选人每一个动作、表情和眼神都经过精心策划。
随着直播时代的到来，这种面对面式的电视辩论就更具备积极性。除美国之外，在德国、南美国家和以色列，这种电视辩论都成为了热门产品。比如在2002年的8月份，当时两位德国总理候选人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电视辩论，其收视率不亚于当年的世界杯。
当时的德国民意调查显示，第一次总理选举的辩论，给德国民众提供了一个最直接观察候选人政策的机会，电视辩论对最终的投票倾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然，电视辩论的兴盛，也与近年来西方政治传播学的新技术倾向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很多政治人物直接参与到媒介活动中去，重视和公众的直接沟通。
因为从政治传播学层面来看，直接沟通的信息损失最小，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保护也最大，当然也更有利于构建候选人的形象。
比如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2009年开始出任一档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这档节目名字叫“总统的头脑风暴”，直接邀请社会名流大谈重要的社会问题。
而奥巴马的总统选举更是借助新媒体的力量获得了“新媒体总统的美誉”。
C 没经历过聚光灯是遗憾
电视辩论是西方世界现代政治传播的必然手段。一个没有经历过聚光灯的领导人，一个没有在聚光灯下经历检测和答辩的政策，总会多少给选民们带来一些遗憾。
自1960年以来，对于电视辩论的研究和讨论，基本上集中在效果研究和认知研究两个领域，前者关注这些电视辩论能否帮助候选人获得必要的选票和支持率，后者则更集中于选民究竟从这些电视辩论中获得哪些知识。
从目前来看，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数量支持，证明在电视辩论观众和最后的选择倾向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到底相关性支持度有多大，还存在争议。
不管怎样，电视辩论发展到今天，成为了不少国家选举制度中的一种常态。但是在不少欧洲国家，电视辩论能否举行却一直十分慎重。值得关注的是，欧洲的部分学者在对电视辩论研究之后，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电视辩论是否符合传统的民主理论。因为在欧洲传统的民主观念中，选民们一旦被赋予了选举的权利，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可以理性地作出判断。二是选民们能否在电视辩论过程中，获得有效的政策信息。
欧洲不少研究都显示，选民们只是通过电视辩论，强化他们已经了解的信息，并建立起更加牢固的选择基础。而电视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些非有效信息的传播平台。
比如一些人认为，女性选民在电视辩论中会关注哪位候选人长得更帅，哪位候选人的口齿伶俐、演说能力出众，而往往忽略其在政策方面的长项。候选人也因此开始迎合选民的心理，重视这些方面。比如2009年的德国总理选举电视辩论，当年的总理默克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施泰因迈尔举行了90分钟的电视辩论，人们普遍认为对话内容平淡，甚至有媒体表示“不如去看北极熊”。
但这几年来，欧洲的不少国家开始举行电视辩论。德国在2002年首开总理选举电视辩论，希腊在2009年举行了首场选前电视辩论，英国的电视辩论则自今年开始。保守的欧洲在政治传播上其实并不落后，但是长期依赖于传统手段———报纸、电视的采访，候选人的基层访问，海报和张贴画都很常见；政治传播学的理论也并不落后，只是选民们的选举习惯和政治上的保守性使然。
当南美不少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逐渐接纳新的政治传播手段之后，这无疑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应该说，电视辩论是西方世界现代政治传播的必然手段。一个没有经历过聚光灯的领导人，一个没有在聚光灯下经历检测和答辩的政策，总会多少给选民们带来一些遗憾。而这种政治传播的发展，最终会经过实践的检验。只有“秀外”而没有“慧中”者，也可能会施展一时，却无法在最后的选票上得到验证。
■ 链接
1960年，美国首次举行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2002年，德国首次举行总理候选人电视辩论。
2009年，伊朗举行历史上首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2009年，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决定首次参加电视辩论，与其他两位候选人一起接受现场提问，后临时取消。
2010年，英国首次举行首相候选人电视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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