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圈地进城”与城市化隔着一条银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日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城市化成为继工业化之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12月20日《经济参考报》）

　　城市化风起云涌、农民立地成“市民”，这一切，对2011来说，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幻。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到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转身，必然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的地覆天翻。眼下的城市化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城市化问题本身。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超过一半的农民希望国家征用土地，唯一的要求是得到合理的补偿。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郊区，通过拆迁获得数百万元乃至千万元补偿款的农民，并不是少数。通过拆迁征地，部分农民不但暴富，而且住房、社保、工作等基本上都能够解决，远比从事农业生产强。

　　无可讳言的是，近些年，一些城市化的进程，与“圈地拆迁”亦步亦趋——高房价带来高地价，高地价带来高补偿。尽管开明公正的地方政府摆正了公权与拆迁户的关系——然而，拆迁户与公众之间的利益杠杆却日益失衡。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疯癫的楼市。换言之，在我们“城市化”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历史性的房奴成了为成本埋单的冤大头。这个逻辑很容易理清楚：高补偿——高地价——高房价。反正，羊毛从来不会出在狼身上。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工业化止步不前，而是“以工业化为根基的城市化”显然不如“以疯狂楼市支撑的城市化”来得强健。然而，从世界城市化的进程来看，拆迁不可能是城市化的引擎，房地产业也无法康健城市化的肌体。在1700年的欧洲，中心城市多为政治性城市，直到1900年，近两百年的工业化，才使得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呱呱坠地。这里有几个规律是很清楚的：一者，商业复兴是城市化的水之源、木之本，如果仅仅是因拆迁而成为“市民”，那么，在社保捉襟见肘的今天，即便抛开公平的考量，公共财政何以承担这部分“新市民”的“生老病死”？二者，走“土地依赖路径”的城市化之路是充满泡沫风险的，一旦房价大跌、土地出让金崩盘、拆迁补贴难以支撑高位，不仅关涉金融安全，整个“城市化链条”中必然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三者，高额补偿带来社会资源配置新的失衡，而拆迁中的贫富分化又会衍生出新的社会症结，在这个领域，已经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

　　北大副校长海闻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至少还要保持二十年”。这接下来的二十年，需要思考的问题还很多，就城市化而已，路径比结果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圈地进城”上纠结着一大堆关键的要素问题，譬如土地、农民、粮食安全、分配公平……有一点是肯定的：“圈地进城”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尚且隔着一条银河，看起来很近，其实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