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岭：政治中的诗人哈维尔

　　1996年夏，我首次旅行欧洲，布拉格成为我旅途中理想的终点。寒意袭身，10月的布拉格已是深秋，在市区一条只有布拉格人才会踏入的碎石小街上，有间昏暗的旧书店，我正被一张张如时光再现的老布拉格明信片激动着。这时，陪同我的捷克查理大学汉学家罗然（Olga Lomova）教授告诉我，她要送一本哈维尔的图像诗集给我，她说：“这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中文读者也应该有机会看到这本诗集。我们可以试着合作将它译成中文吗？”

　　就这样，在我后来在布拉格的短期居住中（1998年初春和1999年夏天），每次我和罗然都断断续续地一起工作一两个星期，合作编译这本名为《反符码：哈维尔图像诗集》的书。我们的合作方式有些特别，面对捷文本的诗集，先由罗然用中文及英文为我解释每一首诗的涵义，以及那些排列成不同图像的字母和捷文词的喻指、隐喻及大意，再由我来选择表达得最准确、也可能只是最接近的中文字、词以及句子。最后，我们一起努力将它变成和捷文原作“一样”的中文“图像”。

　　1999年9月，我带着那本被我用铅笔涂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本《反符码：哈维尔图像诗集》，去总统府拜访哈维尔。在布拉格城堡那间美轮美奂、摆满了前卫艺术品的总统府大厅里，我向他展示着这本已被我和罗然“再图像”的书，他困惑地看着那本诗集上和捷文图像诗对应的中文图像告诉我，他喜欢从捷克文直接翻译他的作品，而不是通过英文转译，现在，我和捷克最好的汉学家一起合作，他很放心。那天，我们讨论了许多事情，还因为他竟不知道布罗茨基已在三年多前已过世而使气氛沉重。

　　薄薄的，只有一百二十多页，这本被命名为《反符码》的图像诗集初版于1964年，在没有出版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时期，作为一本地下出版物，它在捷克的诗人、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小范围流传着，直到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历史性的“天鹅绒和平革命”之后数日）12月底才正式出版，出版社特意将当初的地下版原诗集作为新版本的附录合订在一起收入诗集中。 原诗集纸质粗糙，却充满质感。作为附录的地下版原诗集仍采用原来的泛黄纸张，封面设计简单得似乎无设计，可新书的封面设计十分新颖，抽象图案，复式叠合的双封面，加上质量极好的白书纸，一新一旧形成强烈的对比。十年后，这本诗集在捷克的书店中已遍寻不到，显然已绝版，已被读者收藏。

　　哈维尔写诗早于他开始写剧本，这批图像诗是他二十多岁时所写，1964年地下出版时，哈维尔二十八岁。哈维尔也写过许多抒情诗，大都写在他和妻子奥尔嘉1956年相识和随后的热恋期间。反观他的这些图像诗，都是哲理、政治嘲讽、历史思考和强烈的人道情怀主题，在诗的视觉感和排列上则做了大胆的实验。

　　从这些早年的诗作中，可窥见哈维尔性格中强烈的反讽、思辨特质和人道情怀，他洞察专制下官员的内心世界。通过文字图像，他对自由和人的尊严做了大张力的讴歌，这种带着戏仿元素的诗歌借助于捷文中用字母排列的图案，将诗的视觉效果推到了极限。

　　这本带着语言实验色彩的诗集无疑是早年哈维尔——一个有着哲学思辨和政治异议天性的哈维尔的风格呈现。当然，也是当时欧美诗歌界兴起的图像诗实验运动对青年哈维尔产生影响的证明。

　　这本诗集取名为《反符码》，符码指早年在邮电局专门用来拍发电报的替代文字的电码。“反符码”本身暗含了反制式、反规范、反单一、反无个性的多重意义。图像诗试着将文字在纸面上的视觉效果推到极限，并试着超越文字的限制，产生意象画面，在二十世纪曾对一代代的诗人构成了无穷的诱惑和挑战。而哈维尔图像诗的独特在于，因为诗中文字对人、政治、现实和自由的思考，使诗对文字的极限挑战，并产生了意义。

　　以我对哈维尔的熟悉和理解，这一意义通过他戏剧化却又基本始终如一的人生，通过苦难、惩罚和戏剧性地成为总统，竟让他性格中的不断自我怀疑的特质在他一生中不无荒诞地和谐构成了这位剧作家由囚犯（先后近六年）到总统（前后十二年）多重生活中最值得探究的部分。从这本图像诗集中，我读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而是政治中的抒情，是政治中的诗人哈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