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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容忍的度量与争个人的自由

2011年12月14日12:4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罗志田

  容忍是自由的基础,却也要以告别奴才为基础。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一切人的自由

  书桌上放着台北胡适纪念馆的台历,承蒙馆长惠赠,然而到2011年3月才经受托者辗转寄来。当时打开3月份那一页,在胡适照片的旁边,是他有名的题辞:“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那当然是针对着特定的时代。胡适在公开的文字中说“容忍”,早年主要针对社会,常与“研究的态度”并言,特别强调对不同思想观念的态度;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则更多针对政治,转为常与“自由”并言;再到晚年,他正式以《容忍与自由》为题撰文,却又有些回到早期的主张,侧重的是社会对异端思想的态度。

  在胡适的记忆中,“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见解来自他以前的老师布尔(George Burr)教授。不过,在他的日记里,当年布尔教授说的似乎是容忍比反抗(rebellion)更重要。那次谈话的背景是“科学和神学之战”,布尔教授显然认为双方的斗争性太强,故不能相互容忍。日记所述甚简,不排除他们也讨论了两者与自由的关系。对于认为“不自由毋宁死”的人来说,反抗即是自由的基础;然而若双方能相互体谅容忍,或许反抗就没有必要了。

  这里的一个关键,在于到底是针对社会还是针对政治而言——如果是社会上思想观念之间的竞争,则正如胡适所说:容忍是自由的基础;倘若涉及到权势所在的政治,尤其在强弱之势分明的时候,则或当如殷海光所言,由于历史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故今人应提倡有权有势者去容忍无权无势者的批评。

  根据胡颂平的记载,胡适晚年在忆及布尔教授的说法后没几天,曾解释孔子“六十而耳顺”一语说,“耳顺”含有容忍的意思。即人到了六十岁,听到人家的逆耳之言,也有容忍的涵养,就没有什么是“逆耳”的了。这样看来,胡适那时针对的更多仍是思想观念的竞争。他自己在七十之年还说出“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话,颇与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思相通。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是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

  胡适那时领悟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然而,“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他对自己少年时不能容忍对立面的思想,略有悔意,打算“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在他看来,“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很多人正是“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

  这类话曾引起殷海光等人的不满,其实更多是一种思想通达之后的涵容。胡适是个现代自由主义者,而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带些粉红的颜色,与强调政府功能的社会主义有些异曲同工。胡适终生坚持着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但他也曾长期向往有计划的政治,恐怕对计划经济也是赞同多于反对。

  若从容忍谅解的态度看去,西方各种竞争的主义之间,本有一些相通之处。

  胡适晚年说过,中西文艺复兴有一极相似之点,“那便是对人类一种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看起来非常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反传统以求解放这一点上,五四新文化人与19世纪以来欧洲的思想激进者,可谓两心相通。

  我们也不要忘了,胡适并不否认自由是要争取的。他曾对年轻人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容忍的度量,或许也不是奴才所能具有的。套用胡适的话:容忍要以告别奴才为基础。

  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时,胡适曾认真批读上海解放社1950年出版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不知他是否也曾像留学时的陈寅恪一样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共产主义社会下过一个简短的界定——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是否可以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一切人的自由?(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责任编辑: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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