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跻身中上等”的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其实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社会风险。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GDP总量再大、经济增速再快，对民生都毫无意义。
1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张其仔称，按世界银行的标准，2011年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且中国产业竞争力居全球首位。（12月13日《新京报》）
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对于国家分类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这一点，并非社科院虚构夸大所得。只是需要厘清的是：人均GDP收入与人均收入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包括企业所得和国家所得，而后者则单纯是国民个人所得。换言之，“跻身中上等”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乎如出一辙，概念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不真正意味着国民收入已经居于“中上等”。这便是“中国跻身中上等”没有引发国民荣耀感，却偏偏诱发“被中上等”质疑潮的关键所在。
当然，我们或者无法拒绝和阻挡中国在经济数据上迈入世界“中上等”行列，但我们应该从“跻身中上等”里读懂现实中国的阵痛。
尽管“国富民穷”这个字眼不讨人喜欢，但在4400美元的人均GDP里真正属于老百姓钱袋子里的并不多，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GDP经济总量，从1980年占全球GDP比重的4%，一跃上升到2009年8%，并在2010年第三季度一举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综合实力第二大强国。但与此同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却从1983年的56.5%，一路下滑到2005年的36.7%，20年下降近20个百分点。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成为一种令人酸涩无奈的时代寓言。正因为囊中羞涩腰包不鼓，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一直不高，而随着物价上涨，民生压力则水涨船高。
还有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适度的差异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但国内贫富差距早在1994年就已经突破警戒线，还有持续扩大的态势。同时存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穷人通过“上流”致富的渠道狭窄，阶层固化苗头隐现，社会结构性危机凸显。
从这个意义上说，“跻身中上等”的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其实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社会风险。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GDP总量再大、经济增速再快，对民生都毫无意义。
因此，胡锦涛2010年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致辞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所谓“包容性增长”，即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让全体国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个目标实现了，我们完全可以骄傲地拍着胸脯走进“中上等收入国家”，而在此之前，推出一个大多数国民都不认同的“中上等收入国家”虚幻桂冠，只能会让我们丧失对改革转型阵痛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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