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白下警方的官方微博可谓不堪寂寞。在多次成功运用网络载体服务治安工作获得网友追捧后，这家警局又于12月8日推出了“三国杀”版通缉令：将命案逃犯姓名、头像、犯罪信息印在网络游戏“三国杀”各类卡牌中，发动广大网友寻找通缉犯、向警方提供线索，并悬赏缉凶。两天后，首批登上“三国杀”版通缉令的3名犯罪嫌疑人不堪压力，选择了自首。（《扬子晚报》12月11日）
正如之前的扑克牌通缉令、微博自首一样，“新瓶”装了“旧酒”总会引来一些争论。对“三国杀”版通缉令，认可者称形式活泼，有利于拉近警民关系，扩大传播范围，增加嫌犯落网的概率；弹者却认为，作为公文的“通缉令”自有其严肃性，岂容这般“恶搞”？再者，如此“通缉令”流落在玩家的桌面，不知情者该如何辨识哪是官方所为，哪是民间玩乐？
我的看法是，从理念上说，新载体的通缉令值得认可和鼓励。“通缉令”自古有之，影视剧中常见此类“通缉令”贴于城门或集市，这就是因应时代的“广而告之”。斗转星移，在当下这个web3.0时代，“微博通缉”、“三国杀”通缉，跟城门通缉、集市通缉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
载体的变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公文严肃性的消解，但应注意“通缉令”是法律术语，它本身有其特定的签发程序和形式要求。“微博通缉”也好，“三国杀”通缉也好，都是基于已经存在的合法“通缉令”进行的再包装。微博和“三国杀”本身是无法成为“通缉令”的，微博和“三国杀”作为载体在发布“通缉令”时，也必须完整地表现“通缉令”的法定内容要件。
“三国杀”通缉令发布两天后，就有一半“通缉犯”前来自首，成效堪称显著。这也成为不少支持者的有利证据。我虽认可“三国杀”通缉令的价值，却也认为，对新形式的“通缉令”载体，应以平常心看待其效果。显然，“三国杀”通缉令的传播效果，并不是由“三国杀”本身所带来的，而是因为南京白下警方首创的“三国杀”通缉令因“首创”而具备了新闻属性。微博的热转和大量传统媒体的跟踪报道，扩大了“三国杀”通缉令的传播效果。第一位来到警局“报到”的嫌犯王宁强就解释称，他是看到媒体和网络上的“三国杀”通缉令后，迫于压力才自首的。
换言之，“三国杀”通缉令并不是在玩家的桌面上发挥作用，而是在媒体的报道后成就了嫌犯自首。“首创”的“三国杀”通缉令当然有其新闻价值，获得媒体的追捧是自然而然的。第二例、第三例的“三国杀”通缉令，恐怕就很难再吸引媒体的关注。它的传播力被局限在喜爱“三国杀”游戏的特定人群中时，效果如何也就难以判断了。
就批评者来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技术问题。比如，南京白下发出六张“三国杀”通缉令，两天之内就有三人自首。警方理应在原有发放渠道上，收回对此三人的“通缉令”。对这一事件，因为新闻还处于热点，撤销较容易。若是“三国杀”通缉令大量散发，而嫌犯自首时间较晚，对已流落在众多玩家桌面的“三国杀”通缉令如何回收，还真不是一个小问题呢！（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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