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微博成为人们发表意见的一个重要途径。微博发表意见的表达方式，也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有人注意到，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公共说理的言论。
文化传媒学者尼尔·波兹曼，早就提出了“媒介即认识论”的论断。他指出，新的传媒方式一旦被普遍采用，便有可能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可以是朝理性、逻辑说理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是背道而驰。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和其他“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说，在复杂、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可是，我们不应当让这种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当依赖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理性、逻辑的说理是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文字说理的特征是由充分“理由”来支持的合理“主张”，因此又被称为“成熟的论证”（mature reasoning）。说理由三个必要部分构成：主张、理由和保证。“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只有结论。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主张的合理。
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会特别留意那个在说理陈述中省略掉的假设。假设可以从陈述中省略，但不可能在说理中省略。例如，有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建立美中外交关系（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片面”）。
说理是成熟的论证，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说理是一种形成公共群体的力量，它形成的是一个人们虽然意见各不相同，但都认同理性话语伦理的公共群体。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纸刊物最适合于说理。
微博不同，它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声相求的性质。人们发现，微博常常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同声相求的效应。在同声相求的群体里，三言两语，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错，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派说理用处的。
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方能得以传播。结果便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能够起到提高说服力的作用。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作一区分，有感染不等于就有好的说理。
例如，有人这么说：“校长是有气质的流氓，教授是有品味的色狼，学生是有知识的文盲，学校是认钱不认人的银行”。文字的对仗给人一种阅读或听觉的愉悦，听者因此对它有好感，变得容易接受。然而，像这样的断言虽然有文学的感染效果，但并无说理的价值，因为它们显然是以偏概全的。说这话的人不是不知道话未必全在理，但由于言辞巧妙，说起来还是觉得很爽。这种话就是为图痛快，为写微博，而不是为说理而说的。（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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