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广东韶关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全国人大代表、“粤北首富”朱思宜案，由广东省高院派员在河源中院二审开庭。庭审中，朱思宜称一审判决量刑过重，恳求改判。该案没有当庭宣判。
《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京华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朱思宜案二审。引人关注的是，媒体的议程设置多集中在朱思宜的辩词。朱要求改判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我只是行贿，为什么判得比受贿还重？”
在河源中院的一审判决中，宜达公司行贿1693万元，被认定单位行贿罪，朱思宜作为董事长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外，朱思宜还被认定个人行贿220万元，构成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
朱思宜的一审判罚究竟重不重，还有待二审法院的裁判。单从法律上看，行贿220万元判处12年，并不必然为“重”。《刑法》规定，个人犯行贿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果朱思宜的行贿行为能够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就算判他无期，也在法定刑幅度之内。
认为法院量刑过重，当然是为了辩解求轻。但其外在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横向的比较。一是其他行贿人为何多被轻判，而朱思宜独被严惩？二是受贿者也常被轻判，为何行贿人反而获刑更重？
前一个设问，是把不正常当正常，导致在舆论上，正常的合法判罚，反被认为不正常。对此问题应该反思的倒是：为何很多行贿人都被放纵或被轻判？如果是为了获取行贿人的口供来指控受贿人，那就需要完善“污点证人”制度，让行贿人的免责或轻判法制化。
后一个设问，确与《刑法》规定在大方向上存在不一致之处。行贿罪的罚则前面已经列出，受贿罪的罚则是：数额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两相比较，《刑法》在设计上确实是重罚受贿，而行贿则相比受贿处罚稍轻。关联到个案中，这就是朱思宜的“叫屈”。
报道称，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成勇，系朱思宜的行贿对象之一。他接受了朱思宜的20万元贿赂，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这个判罚，远远低于法律规定的“受贿数额10万元以上”所应给予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个中原因究竟何在？不知道当事法院能否在网上公布判决书全文，以便公众监督。如果杨成勇没有足以令他从轻、减轻处罚的事实，这个判三缓四的处罚恐怕难逃司法公正的拷问。
事实上，受贿者被轻纵在司法实践中的例证并不少，这也造成了公众乃至一些被告人的法律错觉。他们认为，社会发展了，调整刑事归责的数额门槛，是理所应然的。我们也经常在网络上看到网民对某一贪贿案件的评论：才贪了几十万，就判了十几年，真冤呀！
类似这般的舆情反馈，实则暗含了两个期待：一是现实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贪贿案件，仍是潜伏的犯罪黑数，有待检察机关侦破，以避免选择性司法；二是制度防腐还差强人意，贪贿金额不断攀升，令传统的以“数额”衡量犯罪轻重逐渐与时代脱节，以至于不断有专家提出建议，应调高贪贿犯罪中有关“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标准。但事实上，很多国家在贪贿犯罪上实行的都是“零容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岂能因为贪贿犯罪愈演愈烈，而以“被迫”提高数额标准的方式来“让步”！
对于一个在审的被告人，他以何理由提出“轻判”，都是他的诉讼权利。法院应尊重他的辩解，同时更应尊重事实和法律。公共舆论也是一样，行贿人并非不该重判。这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法院是否能保障在所有的贿赂案件中，不管行贿受贿都能依法而为，实现司法平等、司法统一和司法公正。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