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见死不救不能止于道德谴责

　　佛山“小悦悦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关注度不亚于此前任何一次的见死不救事件，盖因18位“巡视员”的冷血太伤人，谴责声声切，反省句句真……可是，谴责之后，谁敢担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老人跌倒无人敢扶，谴责还少吗，结果事件还是频频发生。因此，对社会道德屡屡触底进行道德谴责是需要的，但不能止步于此，要把更多的注意力花在治理的技术层面，这样才有可能减少见死不救事件的发生。

　　见死不救是一种“社会病”，有道德、心理、法律、社会等层面的原因，需要多方位、长时间的介入“治疗”，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目前，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考虑：一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加大对见义勇为者正面激励的力度；二是道德萎靡，法律兜底，将见死不救罪提上立法议程。

　　好人难做，好事难为，见义勇为成本太高，是时下许多人面“义”前逡巡，甚至退避三舍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降低见义勇为成本，提高做好事的收益，无论是行政救济、司法救济，还是物质鼓励，都要从呵护善念、引导向善、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高度出发。譬如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褒扬，对好人好事予以奖掖，帮助被诬陷的热心人士进行维权……

　　虽然法谚有云，“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但当道德滑坡，难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时，“礼失求诸野”，寄望于法律便成必然诉求。有些国家，也有将“见死不救”入罪的先例，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几年前，我国也有专家有此动议，但遭炮轰。在“见死不救”惨剧频仍的语境下，在大胆假设的前提下，能否小心求证“见死不救”入罪问题呢？窃以为，只要利大于弊，将其入法也是可以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