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童案”——冷漠瘟疫谁之过？

　　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佛山女孩遭碾压18位路人视而不见的新闻。当地媒体《佛山日报》，也在头版的位置发文报道此事：《这一天，他们令佛山蒙羞》。

　　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18位路人。媒体很自然地站在了“他们”之外，又很自然地代表整个佛山予以道德谴责，不知道这里的身份错位读者是否能感知：佛山是个虚体，说到底是一个个佛山人，如果媒体认为自己可以代表全体佛山人表达蒙羞的愤怒，那是不是也应该承受那18位佛山人的不堪呢？记得汶川地震时有媒体发表社论《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国外有枪击事件发生时政客立刻表态“今天，是我们全体人民共同的受难日”。这措辞的不同所体现的文明差异，颇值得玩味。

　　相较而言，《人民日报》的文章就要好很多，标题是《女童遭碾，我们都可能是“路人”》。把自己也列为反省的对象，这才更符合18个人这个高比率带给我们的事实真相。就像有网友说的，“18个冷漠的路人已走过去了，就别再拉回来骂了，按照第19的比例，我们都不像我们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他们也未必就如我们说的那样卑鄙”。

　　说到底，这个事情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羞耻。英国历史学家Lan Kershaw说：“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温家宝总理针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怒斥说“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可以说，现如今出现在马路上、餐桌上、屋顶上、矿井里的一座座“奥斯维辛”，一再昭示社会冷漠与道德滑坡会有多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力。

　　关于道德，社会学上有一种三元道德文化说：“罪过、羞耻、畏惧”，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道德约束，进行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罪感，可以来自宗教，比如上帝，也可以来自法律；羞耻，主要是周围人群所形成的舆论压力，进而影响一个人的内心；畏惧，既可以是对上帝力量的惧怕，也可以是对法律强制力的惧怕，还可以是对各种各样鬼神的惧怕。

　　要弄明白我们当下面临的道德危机，不妨进行一下分析：中国人基本上是不信宗教的，除了“临时抱佛脚”的功利需求，几千年来，宗教都未能完全主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至于法律，除了明显地违法、犯罪，比如添加违禁品瘦肉精，其他多数都属道德范畴，有人呼吁立个“见死不救罪”，带来的麻烦恐怕比没有法的时候更大。那支配中国人道德观的是什么呢？大概主要有良心、对神明的敬畏、“面子”羞耻心，以及现代公民教育带来的是非感。

　　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彭宇案一再发酵产生什么后果呢？法律不仅不会鼓励做道德之事，反而会把你陷于既不道德也不经济的境地，罪感和畏惧感朝着有悖于善的方向被激励；郭美美事件，更是极大败坏着公众的行善之心，甚至触发人们内心仇恨和报复的念头；贪腐数亿的高官、情妇无数的局长，他们促成的亚文化是，一个人说和做是完全可以分裂的，这个社会是分台上和台下的，台上的礼义廉耻只是台下贪婪无边的幌子，此类事情越多，底层被欺骗的感觉越重，于是乎，上下互动，比着败坏和邪恶……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道德上出问题，精英和上层社会显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美国在20世纪初经济飞速发展时，也曾出现各种社会溃败之相，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纽约三角制衣厂大火和芝加哥屠宰场脏乱状况的《屠场》。美国度过那段危机，靠的是记者、知识分子、律师等等精英阶层一波又一波持之不懈的努力，比如闻名全球的记者“扒粪运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一次次洗涤矫正，才促成了制度和意识的双重进步。

　　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精英尤其是有舆论影响力的媒体人，没有任何道德优越感斥责他人。重建信仰，营造向善的舆论氛围，打造有力度的正义的司法，让国人重新找回“罪感、羞耻之心和畏惧”，首先是精英的责任。眼下，精英们大概需要掀起一场什么是“好的社会”的讨论，真的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往下剥，从制度到技术到人心，好好找找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