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在江南》：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

　　“你这个人太敏感了。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要想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你必须让自己的神经系统变得像钢筋一样粗。”

　　这是在第一章中，谭端午的妻子庞家玉“教育”他如何面对现实的一段话。然而，让人备感讽刺的是，自以为了解这个社会规则的庞家玉，却屡屡遇到规则之外的事故，一次次被现实的荒诞击垮，直到临死前终得解脱。整部小说，始于两人的偶然邂逅，终于两人的天人永隔，是一种暗喻，也是一种反讽。

　　《春尽江南》是格非的新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通过描写诗人谭端午和律师庞家玉这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20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探讨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

　　在《春尽江南》中，格非以一个诗人的视角呈现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这20年的中国人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内在变迁。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一年，但叙述所覆盖的时间幅度却跨越了两个世纪，是格非对中国历史、社会、政治的全面思考，也是三部曲中继《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之后的收官之作。

　　“写成三部曲的构架对我来说完全是一时的想法，这个构架在我脑海中多年。我本不愿意写第三部，可是这个想法经常在我脑海里折磨我，无法摆脱，让我什么事都干不了，唯一可以摆脱它、使它对我不再纠缠的办法就是把它写完。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把《春尽江南》写出来，就好像怀胎十月将孩子生下来一样，我终于剪掉脐带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可以毫无牵挂地去写别的东西了，它是我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个梦。”格非在接受采访时说。

　　对于格非来说，新书发布后，频繁的媒体采访，让他感到不安。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格非坦陈，自己更喜欢校园的安静，教书育人，同时观察我们所处的这个有些荒诞不经的社会，就如同小说的主人公端午一样，游离于世事纷扰，冷眼旁观。

　　格非曾在演讲中提到，他的作品不想代表工人、农民等群体来对这个世界发言。他不想代表任何人，假如他想代表的话，他只愿意代表一些失败者。“我认为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如果没有经历失败，不要写作。失败是促使一个作家写作的最根本的一种动机。很可惜，在今天这个社会中，失败者是彻底的失败者，失败会被看成一个耻辱的标志。在这个年代，一个人勇于做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能够接受自己命运的安排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

　　格非将男主人公设计成敏感的诗人后，又将笔下的女主人公设计为律师。而当被时代冷落的中年诗人，遇到久经人事的精明律师，可想而知，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于十年磨一剑的格非来说，这种创作方式，是一种精明，也是一种讨巧。而在语言方面，格非表示，为了让描写当代中国现实的《春尽江南》与作者本人拉开距离，他在语言上与前两部有了改变，更多使用了短句，以使语言更直白。

　　从小说中出现的形形色色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完全是一出当下个人与命运激烈抗争的悲剧。无论是妻子庞家玉还是他们的孩子若若，端午的精神病哥哥、情人绿珠，还有吉士和守仁，甚至同事小史等等，你甚至无法分辨他们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好人还是坏人，但是你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或许小说里唯一从一开始就坦承自己的失败而放弃抗争选择观察的，就是主人公端午。他以失败者的生存姿态，冷漠地看着妻子庞家玉在既定的生活秩序里打拼，希望自己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按照自己设计的轨迹成长。而这在小说中的乱世里，又怎么可能实现？

　　B= 《外滩画报》

　　G= 格非

　　B：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比较喜欢诗歌，而《春尽江南》中的主角是一位80年代末小有名气的诗人，书的首尾又以一首诗歌相联，不知道诗歌对于这部小说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G：现在有很多人误会我，以为我曾经也是一位诗人，所以我的作品实际上有我自己的影子。但我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写诗，当然和田健东他们一群朋友胡扯的诗，那不叫诗歌。我更喜欢写小说、散文这些叙事的文体。我觉得写诗歌需要特殊的才能，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实践。但我身边有很多诗人朋友，你知道，当年的华师大，诗人很多，作品的质量也很高。我的小说把诗人作为主人公，是因为诗人很敏感，在社会生活中，他们特别敏锐，能够感受和观察到更加细致的东西。在小说中写的诗是为了向诗歌致敬。我认为，在今天的社会，表面上看诗歌的重要性在降低，但它实际上正在变得越发重要，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

　　B：你在小说中创造的人物是以你身边人为原型么？

　　G：有一些，但是我不习惯把自己的身边人写进小说。在创作中，我会把我的亲人和朋友排除出去，不跟他们发生什么关系，也不会去用那些经验来进行创作。

　　B：你曾多次谈到当今文学界急功近利、过分追求市场效益而忽视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导致大量低俗作品的诞生。你觉得这种现象是一种社会发展必然还是一种扭曲？

　　G：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那些畅销书是一种消费物品，它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满足他们的各种欲望，这个东西古已有之。在当代，媒体的兴盛，导致很多人为了获取利润而人为制造各种“神话”，推波助澜，来诱导读者购买这样的东西。我认为通俗文学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在今天，通俗被过分放大，于是出现了新的问题，使得大家不再关注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误以为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一本严肃的书都不读，以紧随文学“时尚”的潮流为荣。可实际上，那些通俗的、快餐式的文学作品，对个人来说是没什么大的帮助的。今天的很多畅销书，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它们毫无价值。通过它的宣传和炒作，它也许会热销一时，然后收回资金，这完全是一种资本的运作，对整个文学的发展起到的是非常不好的作用。它的“成功”严重挤压了一些严肃的、引人思考的文学作品的发展空间，让它们受到市场的排斥。市场的多元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一旦进入市场，多元化就自然消失了，消费性的作品往往能把其他作品完全排挤出去。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所有的文化管理部门、作者、出版社和媒体，都应该有意识地营造一种多元化的氛围，而不是任由一方完全压倒其他的作品，我们需要一个能为读者提供更多文学类型的市场。

　　我不反对大家去读那些畅销书，比如《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儿》，来满足自己一些需求，这是没问题的。但我想，我们更多的需要是来自我们的心灵，你不应该去放弃世界上那些非常好的作品，如果一辈子你匆匆过去，一本好书都不读，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有点可惜。随着你读的好书越来越多，你建立的阅读基础就越来越强大，判断好书的能力就越强。而当你沉迷于娱乐的东西太久，你兼容好书的能力就会很差，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去阅读那些好书，这样是非常可惜的。

　　B：所以你在此前的演讲中，也多次提到知识分子的写作要有独立性和责任感，同时也能够越出自身的桎梏，用一种更普世的价值来进行创作和思考？

　　G：因为我觉得在当今社会，通过自身的境遇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我穷困，我就反对一切有钱人，富人就都是坏人。他们不考虑你的钱来得是否正当，而是反对一切物质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偏激的。同样，一些有钱人，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更加市场化，把穷人完全扫地出门。这样，慢慢就会在社会中形成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们应该尽可能有一份超越性的立场，尽可能设身处地为别人思考，求同存异，这样才能促使大家有效地交流。相对来说，知识分子应该更宽泛、更严肃地去进行思考。好比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俄国士兵安德烈遇到了法国将军拿破仑，作家本人超越了国别和民族的界限与仇恨，依然通过士兵安德烈向这位敌国的伟大统帅表达了自己的敬仰之情。我认为，所谓匹夫之勇、拔刀相向，在当今社会是没有价值的，人要有一种包容和超越性。

　　B：所以，在《春尽江南》中，你刻画的每一个人物，比如家玉、吉士等，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善恶，都有着自己的被迫与无奈。这是不是你在创作中故意把你个人对这个社会各类人的理解和认识，或者根本就是你自己的想法和经验分散到了那些角色身上？

　　G：这是我的经验，而不是单纯地把一个人故意写得如此复杂。最近若干年以来，为了创作，我跟原来很多不喜欢的人接触，放在20年前，我甚至见都不会见那些人。但是，我发现，尽管我以前认为不好的那些人，他们的身上却依然有一些感人的品质存在，他们在某一方面，也是有人性的光辉的。反过来，你以前很崇敬的一些知识界的人，在你与他交往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品格还不如你认识的人生有过污点或者你以前很厌恶的那些人。这样一来，我对人的思考就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我就告诉自己不要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对人进行区分，而是要看到一个人身上的复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比较大，他认为所有人都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即使他们犯罪，也是有他们的缘由的。他曾经教育我们，要把自己的头低得更低，要善于发现别人身上好的东西，这对我个人这些年的创作影响特别大。但是我做不到他那么伟大，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大的宗教的关怀在里面。

　　B：这本小说的名字“春尽江南”，给人一种希望在渐渐远去的悲伤之感。而小说的内容，也的确很容易让人忧郁。你自己也提到，一个帮助你把文字录入电脑的女博士生——你的第一个读者——在看过这个故事后也流下了眼泪。这本书可不可以看作反映了你本人对现实的悲观和失望呢？

　　G： 当然，因为我认为所谓的悲观与乐观，本来就是双生的，没有悲观，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乐观。作为我，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空气被污染、人的道德廉耻心也被污染，我肯定是会忧虑的。这个是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的最好的品质——忧患意识。也许他们不一定能指出某种道路，但是他们能描述和记录这个社会，表达他们的忧患，而只有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真相，你我表达出来的乐观才是有价值的。你不能打保票告诉别人这个社会很美好，这样人家只会觉得你在骗他，因为他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可我要告诉他的是，这社会虽然是不好的，是有很多问题的，在这种前提下，我要说服他，这种生活还是值得过的，还是有很多重要的情感，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价值在这个社会里顽强地在延伸。假如我这样说服你，我的这种乐观才有价值，然后我们来好好生活，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来使它变得更好。我觉得乐观和悲观，不是在一个事物的两极。我觉得悲观是乐观的前提，当然获得后面的乐观，也是很难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