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幸犯罪论”拷问纪检部门的“作为”

　　7月1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被依法执行死刑。近日，许迈永狱中“悔过书”被全文披露。许在悔过书中称：“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检察日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被媒体热炒为“三多市长”的许迈永，临终前悔恨不迭的是“严重的侥幸心理”致使自己在犯罪深渊越陷越深，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其实这种“侥幸犯罪论”并非“许三多”所独创，我们翻看近些年来大大小小落马官员的忏悔录，如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上海市长宁区原区长陈超贤、如皋原副市长单定方等，都可找到类似“侥幸心理害死人”之语。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追问，在中央反腐重拳频出，廉政新规密集出台的今天，这些共产党领导干部何来肆意违纪犯罪的胆量，何来逃避查处法办的侥幸之心？到底是什么纵容了他们的“侥幸”又最终“害”了他们？

　　读罢许迈永的悔过书，细察其犯罪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其出现经济与作风问题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到其1995年担任萧山市副市长期间。在许在长达十多年的犯罪过程中，群众不时举报，组织多次调查，结果每次他都能蒙混过关，每次群众反映的问题都难以查实。许的侥幸心理就是在这一次次地“逢凶化吉”中悄然滋长膨胀的。正是由于自以为群众掌握不了核心问题，组织又是会“关爱”自己，顶多敲敲警钟，不会动真格，“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许市长于是才会“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终致不能回头！试想，如果许迈永一开始出现问题，组织上就能真正重视，严肃处理，而不是对其放任以致心生侥幸，如果在多年前一接到群众的举报，纪检部门就能认真调查，依纪依规处理甚或绳之以法，而不是十余年一次次例行公事地回复“查无实据”，那么何来今日震惊全国的“三多市长”，何来一查就是死刑收场的贪腐大案？未必纪检部门如此动真格的反腐作为真的能大快人心？《黄帝内经》中有“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之说，其实纪检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倘若我们只是习惯以雷霆手段查处大案要案，便难辞纵容病灶扩大贻误病人性命之咎，纵是反腐战果辉煌也仅是治“已病”的下医而已。

　　要实现防治腐败工作的真正推进，就要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欲病”、“未病”的转换，就要打击“侥幸犯罪论”，不让“侥幸心理”有生根发芽的土壤，不让“许三多”们有成长的空间。为此，我们有必要转变对纪检部门“作为”的认识：查处贪腐大案固然是纪检工作的作为，能重视小处细处，能积极及时地处理小案轻案，能及早地挽救干部，更是纪检部门的大作为，真作为。如果没有这种大作为，真作为，恐怕专心伺机查处大案要案的纪检“作为”就该加引号了。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七一讲话中说，要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总书记的要求点出了纪检部门真作为的关键：惩治和预防。其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最直接的效应就在于铲除“侥幸心理”生存的土壤。所以，我们一方面对出现问题的干部要“小惩大诫”，严肃党纪国法。不纵容包庇，不助长侥幸，不养痈成患，这是真正的对干部的爱护，对社会的负责。另一方面对群众的举报要“小题大做”。我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是在网络时代，群众对干部的期待与关注越来越高，群众所能掌握情况越来越多，越来越及时，群众能反映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广泛，我们更应真心地欢迎群众举报，为他们提供方便和保护，应该积极地查清情况，处理问题，或给群众切实交代或还干部以真正清白。惟其如此，我们的纪检工作才真正算得上“上医”了，我们纪检部门才算有了真作为，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才庶几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