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解“秘密拘捕”的公众担忧？

　　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8月30日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历时一月。其中，“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条款引起外界担忧，认为侦查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通知家属的“秘密拘捕”可能泛滥成灾。（8月31日《新京报》）

　　在现有《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机关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相关规定是：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显然，新修订的条款与之相比，其实大同小异。之所以会被媒体解读为“明显的倒退”，一方面可能是对现有法律不熟悉，另一方面则可能以为新增了一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的不予通知情形。然而联系该法律条款的上下文，这其实应该是对“有碍侦查”具体情形做出的明确和限定。

　　立法机关将“有碍侦查”的情形界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本意应该是为了避免“有碍侦查”被司法机关滥用，以减少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秘密拘捕”。但是，既然媒体都会产生误读，那么侦查机关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必然更有可能将法律条款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解释。因此，立法机关有必要在这一条款的文字组织上更为准确一些，以避免发生理解上的歧义，导致该法条将来被侦查机关随意解读和滥用。

　　最重要的是，指责刑诉法修订该条款是“明显倒退”也许是一种误读；但是，民众对于“秘密拘捕”泛滥的忧虑却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方面，刑诉法修正案即使没有倒退，至少也是进步非常有限。不仅“有碍侦查”的情形需要明确界定和限制，“无法通知”的情形更该有明确的要求和规范。否则，“无法通知”同样完全可能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侦查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秘密拘捕”泛滥成灾。事实上，很多拘捕案件迟迟不予通知家属，侦查机关大多使用的就是“无法通知”这个借口。

　　何谓“无法通知”，法律有必要在程序上进行严格的限制，使“无法通知”必须是在“穷尽一切手段”之后才能得以成立。现代社会通讯手段如此发达，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又是人权保障最为基本的法治原则，因此在这方面对司法机关作出更为严格的规定一点都不过分，相反，像派出所因电话欠费停机导致延误出警时机才是根本不可原谅的。

　　此外，要最大程度遏制“秘密拘捕”，立法机关还有必要对侦查机关制定严格的问责条款。如果没有明确的问责条款约束，“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当然不会受到重视。只要有未能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秘密拘捕”案件出现，司法机关都必须对当事人家属和监察机关作出解释，并承担举证的责任；解释不通，或者根本拿不出有效证据，就应该以“秘密拘捕”论处，并追究该侦查机关的违法责任。

　　唯有一方面在法律条款上尽可能作出明确限制，另一方面又在问责条款和问责程序作出严格规定，“秘密拘捕”的公众忧虑才能得到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