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明：“间谍”父亲影响我人生

　　6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在三里屯的一间茶餐厅里，我见到了李晓明。如今，他已是美国一家知名公司的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经理。我们的故事很自然地从李晓明的父亲谈起。

　　5岁就随母亲接受劳动改造

　　李晓明的父亲李敦白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1945年9月16日，年仅20岁的李敦白以美国陆军士兵的身份来到中国。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陶行知这样的进步人士。李敦白18岁时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46年，他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惟一的外籍党员。从那时候起，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很多高层领导人接触频繁，也亲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李敦白成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外国专家组的领导。因为工作关系，他经常向广播局领导汇报工作，便与在总编室工作的北京女孩王玉琳相识。1956年2月，李敦白和王玉琳结为夫妇。

　　1966年，李晓明出生在北京。然而"文革"的到来，却使李敦白背上了"美国间谍"的罪名，身陷囹圄长达10年之久。李晓明从有记忆起，就生活在"父亲是个美国间谍"的阴影之下。

　　李晓明5岁时便随母亲去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刚去没几天，李晓明就嚷嚷着要回北京。一开始母亲还十分耐心地哄他，到后来实在是被吵得烦了，就吓唬他："你要再闹，我就给你脑门上贴张邮票，把你一个人寄回北京去。"这一招果然奏效，李晓明从此再也不敢提回北京的事。

　　在劳动干校度过的时光里，李晓明对于"烧砖"有着深刻的记忆："除了下地干活，那里的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烧砖。砖窑建在一个小土坡上，有的人背砖，有的人用独轮车推砖。我妈妈一次需要背40块砖，我就帮着其他人推车。"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李晓明又被分配去养猪。每天清晨5点，他都会去食堂把头一天的剩饭用桶拎到猪圈，给猪喂食。因为是"美国特务"的孩子，从小李晓明就被同龄的孩子排斥。即使是在干校，其他孩子也不愿和李晓明"同流合污"。"他们的父母是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和我爸爸不一样，我爸爸是美国特务，所以没有人愿意和我亲近。"

　　有一回，李晓明和干校的几个小孩玩捉迷藏。当轮到李晓明把眼睛蒙起来的时候，一个孩子把他带到了一个巨大的石灰坑边上。然后，那个孩子朝他的眼睛上重重打了一拳，李晓明毫无防备，仰身翻到石灰坑里。 "当时眼睛就肿起来了。"回到家，面对妈妈的追问，李晓明一口咬定：是自己不小心，摔进了石灰坑。第二天在食堂吃饭时，李晓明碰到了食堂的大师傅。在大师傅的追问下，李晓明说了实话，他至今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师傅听完后，二话没说，径直走到食堂的另一头，朝那个欺负李晓明的小孩脸上"咣"地扇了一个响亮的嘴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小孩敢欺负我了。"6岁的李晓明当时有点发蒙，而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依然觉得很温暖。"其实也有人会偷偷地对我表示同情和关心，但这个食堂大师傅是惟一敢公开这样做的人。"

　　在歧视中度过童年

　　1973年，在干校生活了一年半之后，李晓明离开了依然留在干校接受改造的母亲，回到北京，进入育民小学读一年级。

　　在北京，姥姥照顾着李晓明和他三个姐姐的生活。当时，外国专家大多住在友谊宾馆，他们的孩子也在条件较好的西颐小学读书。虽然同为外国专家的子女，李晓明一家却没有此等优待。他们住在广播局狭小的宿舍里。两间小屋，李晓明和妈妈住一间，姐姐们住一间。房子没有单独的厨卫设施，李晓明一家必须与另一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厨房和厕所的使用，使得两家纠纷不断。而一吵架，父亲的事就总会被邻居搬出来说。

　　在育民小学念书时，每逢学校有毛主席讲话的广播，他都会被要求离开教室。原因是：他没有资格听毛主席的讲话。于是，无论春夏秋冬，操场上都会出现李晓明的身影。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不生气，也不离开。"就在那站着，惟一的想法就是广播快点结束，我好回到教室去。"对于这样不公正的事情，李晓明早已习惯，甚至于别的孩子欺负他，他也不还手。

　　在班上，李晓明有了两个好朋友。"那是我仅有的两个朋友。我们一起搭伴回家，一起玩扔石头，身上经常被石头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一点不觉得疼，特别高兴。" 说起这段友谊，李晓明显得很高兴。"除了扔石头，还一起打乒乓球、集烟标、玩弹球。我可以去他们家玩。"两个朋友虽然欢迎他，但李晓明还是能隐隐感觉到，他们的父母对自己还是心存芥蒂，"他们从来不到我家玩。"对此，李晓明并不十分在意，在他看来，能拥有这份友谊，已经很满足了。

　　厌恶自己有一半美国血统

　　在李晓明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被关进监狱。李晓明没有见过父亲的照片，也从不在母亲面前提起父亲，"我从来不问妈妈，不敢问，也不想问。"当时的李晓明甚至是有一点"恨"这个爸爸。在他看来，父亲是自己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因为他，让我比那些受罪的小孩还受罪。"被别的孩子欺负的时候，李晓明很委屈，但他从来都不哭，"我就特别地恨，恨自己的另一半血统是美国。"

　　从别人的议论中，李晓明对父亲的最初印象就是"美国特务，被抓起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李晓明从来没有想过，如果父亲回来，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那是1977年11月的一天，李晓明的母亲提前下班回家，"我妈手里拎了两大包糖。一进门，她就特别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猜怎么着？你们的爸爸要回来了。’当时姐姐们可高兴了，我没什么感觉，就一直盯着那两包糖。"对李晓明而言，两包糖远比父亲要回来的消息更有诱惑力。"那时候，2分钱可以买一块奶油糖，1分钱可以买两块水果糖。现在居然有两大包糖放在我面前，馋坏了。"就在当天，两辆轿车停在了李晓明家楼下，"我们被通知立刻搬家到友谊宾馆。我还记得服务员出来帮我们拎东西，我特别不放心，跟他们说，别动别动，我们自己搬。"

　　第二天，母亲把父亲接了回来。"一进门，姐姐们都围上去哭，我也围上去，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还是觉得这个人很陌生。"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敦白，表情严肃。不过52岁，头发却全部掉光，讲话也不十分利索。

　　父亲回来后，李晓明觉得很不习惯，"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很中国化的美国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了。在友谊宾馆，李敦白全家分别住在三套公寓里。"爸爸妈妈住一套，我和姥姥住一套，姐姐们住一套。"也就是从这时起，李晓明才开始从姐姐们的口里得知，家里曾经的生活是多么优越。

　　除了物质的优越，友谊宾馆里的生活环境也完全不同。"以前周围根本看不到外国人，现在周围都是外国人。"生活的时间长了，李晓明的心态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是恨自己的另一半是美国人，现在又恨自己不够美国。"李晓明甚至做过一件至今让自己想起来都觉得很"可耻"的事。"我那时候和姥姥住，别人家都是外国人，我们家却有一个中国老太太，我就特别不愿意别的孩子到我们家里玩。有一次姥姥说了句什么我忘了，我当时就还了一句嘴，‘老人嫌’。当时姥姥什么都没说。后来妈妈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那时我才知道，姥姥听完我说的话，就躲进房间偷偷地哭了。长大后，我为此事不知懊悔过多少次，痛苦了多少年。"

　　自从李敦白出狱后，夫妇俩就一面恢复工作，一面着手给4个子女办理出国手续。而李晓明则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和友谊宾馆的孩子们一起玩，爬山、游泳、骑自行车。"成天玩，学习上花的心思少了，成绩一落千丈，以前我考试都没有低于98分的。但是我的英文水平却提高得很快。"

　　在美国颇受华裔学生追捧

　　1981年，李晓明在人大附中初中毕业后，父亲打算把他送回美国读高中。因为姐姐们都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字，李晓明便去问父亲，快乐的英文是什么，父亲说是HAPPY。于是李晓明就说，那我就叫HAPPY，因为爸爸出来了，我很高兴。"英文名中极少有这个名字，可能父亲不想打击我的积极性吧，也没说什么。后来到了美国那所高中，校长说这个名字会容易被别人取笑，建议我换名字。我什么外国名字都不熟悉，校长就建议我用父亲的名字。所以，我和父亲是同名同姓。"

　　李晓明在中国生活了15年后去到美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不同的长相，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美国陌生的一切让他心生恐惧。第一天上课，李晓明在同一间教室从早上坐到下午，周围的同学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他坐在原处不动。"直到下午4点，才有一个学生发觉并过来跟我搭话。这时我才知道，这里上课和中国不同，中国是老师上哪节课去哪个教室，在美国则完全相反，学生们上哪节课就去哪个教室。在美国，所有的课程都像天书，除了数学和体育。什么欧洲文化，美国历史，听了一年，基本听不懂，但是数学很容易。"

　　李晓明借住在纽约长岛的一户美国人家里，父母则中国美国两头跑。"那时候我们在美国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父母来美国都是住在朋友家里。"一年后，父亲给李晓明拿来了一份学校的介绍。"据说那是美国数一数二的一所男子寄宿制高中，听房东说，能进入这所学校的孩子，全是来自很有钱有势的家庭。他们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当时我爸妈打算在纽约长住，他们就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去纽约市还是愿意去远州的学校。当时我看那学校的照片，因为在北方，全是雪，一片白色，很荒芜的感觉。我想都没想，就决定去纽约市了。"

　　于是，李晓明转学到纽约的一所高中。到了那里李晓明才知道这所学校有多混乱，"那里的学生根据不同的种族分帮结派，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多年之后，这所学校的校门口甚至安上了金属探测器。"小时候总是被人欺负，很自卑，长大以后就特别希望能够被人肯定，被人承认。" 李晓明做到了。在这所高中里，他一改往日在中国"受气包"的形象，颇受华裔学生追捧。不过，成为"头领"的李晓明却从未跟他的兄弟姐妹谈论自己的过去。

　　曾回北京"寻仇"，最终却留了下来

　　1984年，李晓明高中毕业之后，回北京看望朋友。三年过去，李晓明长得又高又壮，"他们都不敢认我了。"

　　除了看望朋友，李晓明还去寻找广播局的宿舍。对于小时候跟邻居为了厨房厕所打架的事，对于邻居家的孩子经常欺负自己的事，李晓明一一记在心里。"我在友谊宾馆的时候就开始学武术，后来到美国学空手道、跆拳道，把自己练得壮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不再受人欺负。"虽然现在听起来很幼稚，但当时李晓明"复仇" 的愿望确实十分强烈，"我特别想把那个当年欺负我的小孩揍一顿。"所幸那家人已经搬走，"报仇"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之后，李晓明回美国读大学，学习电影制作。那时，他的父亲李敦白已经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帮助那些想要到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牵线搭桥。也因为和中国特殊的渊源，国内很多政府的访问团到美国，也都会拜访李敦白。"我爸接待他们，讲着讲着就开始讲他在中国的经历，讲中国的历史。"虽然李敦白说起这些兴致勃勃，但李晓明一点也不喜欢，"当时无法理解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要滔滔不绝地给中国人说中国历史。"在李晓明眼里，父亲"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毕业后，李晓明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洛杉矶从事广告摄影工作，他对于父亲所从事的工作毫无兴趣。虽然也经常从父亲的口中听到关于中国的种种变化，却从未在意。直到 1998年底，李晓明才答应父母来中国看看。14年后，李晓明再次回来，中国巨大的变化让他感到惊讶，这个国家的开放与潜在的商机让他动心。之后，他开始逐步接触父亲的工作，多次来往于美国和中国。2002年初，一家美国公司邀请他来中国工作，李晓明欣然接受，重新回到北京。捡起多年不说的中文，对李晓明来说不算困难，但是很多"新词汇"却让他有些头痛。"其实这些词在中国也就用了几年，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所以，我得‘追’着学这些新词。"

　　父亲李敦白1993年在美国时，出版了一本自传，"从1983年他就一直想写，直到1993年才完成。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传后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的。"从理解父亲开始，李晓明也开始正视、接受自己的过往。"现在想想，会觉得过去受的那些委屈其实不是坏事。当然，也不是说受那么多委屈就一定是件好事。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有这样一段经历其实挺好的，那是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