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韩群凤不能高过对生命的敬畏

　　昨日，韩群凤溺死双胞胎脑瘫儿子案在广东东莞市第一民法院公开庭审。

　　一个母亲，在走投无路之下，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这样的人间惨剧确实让人很悲催，那么也就无怪乎上千人联名上书法院，请求对其从轻发落。更有不少评论，由此反思社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如果不是社会以及政府的责任缺位，这样的人间惨剧也许就会避免。有评论如此质问：“生母溺杀亲子，站在被告席上的还有谁？”面对这样的质问，恐怕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芒刺在背”之感。

　　如果要预测本案的判决结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韩群凤将获得轻判；而在这之前，其实已有过相似案例，如同样发生在东莞，将出生才两天的脑瘫儿子扔入水沟溺杀的贵州男子邰长当，法院对他的判决是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但我想抛出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假设性问题：“假设是我，而不是韩群凤，把她的儿子杀死了，而且是出于减轻韩群凤拖累的目的，那么我该当何罪？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要求法院‘法外开恩’呢？”恐怕不会，而且我还会被千夫所指，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样是杀人，奈何结局如此不同，难道是作为母亲更有杀死自己孩子的权利吗？

　　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如下一点———即使是作为生身父母，也没有任何权利剥夺自己孩子的生命。如果说杀死一个脑瘫的孩子与杀死一个健康的孩子，所获得的惩罚有天壤之别，那毋宁说，两者的生命价值是不平等的。确实，在一般人的眼里，一个脑瘫患者，他的生命能有多少意义呢？应该说这是一句实话，但这句话的最大谬误在于，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并不是由他的人生价值来决定的。

　　在我看来，韩群凤的不幸，在她生下一对脑瘫儿子之时就已经注定；即使社会、政府尽到了应有的责任，恐怕也并不能改变这种不幸。因为迫她于绝望的，可能并非“倾尽家产”，而是这种与两个脑瘫儿子日夜为伴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法律的归法律，人情的归人情。给法官出难题的，不是韩群凤，而是那个救她的人———如果她自杀成功了，她就可以免于被审判，从此得到解脱。

　　而现在既然她还活着，她就必须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负责。注意，我这里用的是“他人的生命”，而不是“她儿子的生命”，法律上只有“他人”，没有“她儿子”。我们大可对韩群凤寄予深深的同情，同时反思、追问社会与政府的责任。但另一面，如果对其法外开恩，那么那些脑瘫患儿以及更多被社会视为累赘的人，他们的生命岂不是朝不保夕？事实上此前法院对邰长当杀子案的判决，与鼓励溺杀脑瘫患儿可有半点分别？！

　　是的，韩群凤很不幸，但她能比那两个被强制剥夺生命的孩子更不幸吗？如果对韩群凤的同情竟然高过对生命的敬畏，那这样的同情已失去基本的底线。（翟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