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晚报》报道,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对于“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不少争议,舆情哗然。(北京晚报 3月24日)
很显然,北大还是很谨慎地使用了一个较中性的词“会商”,也就是共同商量、磋商。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只是“小学生进教导处”的另一版本而已。
这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人文精神而颇负盛名百年老校,为何如此的自甘堕落,自毁其“兼容并包”之思想根基,以“思想偏激”之名限制学生思想?又是怎样的“思想偏激”会让北大如此自降身价?北大学工部副部长道明了原因:“关注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原来批评伙食费,就是北大衡量所谓“思想偏激”的标杆。
有人认为,“思想偏激”是难以界定。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是偏激,还是保守顺从,或是中庸,是任何人都无权干涉的。思想自由是人之为人的一项自然权利,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基础。如果说有什么法律是反对自然权利的,那么它一定是反人性的。
可是另一方面,思想的自由并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和为所欲为。思想偏激与行动偏激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二者的模糊与混淆也正反映了我们的公民教育是缺失的。什么是公民意识?简言之,就是你可以公开批评甚至可以骂的,但是你要让他知道的是,在骂完之后,如果是无理取闹的,或者是无中生有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北大学生一样,不但被禁止或者限制做什么,还被禁止或限制想什么。
不难看出,北大此一举说到底,只是官僚或者权力思维在高校中的体现而已,与许多地方政府不惜一切手段维稳的思维如出一辙。权力又总是天然地要逃避监督和批评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这一载誉百年、“德高望重”的中国最高学府,如今会变得如此的狭隘,竟容不下一个对学校伙食费的批评。
我们总是在询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为什么诺贝尔科学桂冠总是花落他家?为什么我们的学生缺乏创造力?因为,归顺服从培育出的往往只是知识上的因循守旧而已。如果连想都不能想“过分”、“越界”,又谈什么创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从北大便可见一斑了。
不久前的3月5日,正是蔡元培先生逝世71周年纪念日。追忆先生,吾等不得不悲叹一声:哀哉,鹤卿;哀哉,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