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秋水：峰回路转的上访案

　　公元一七五七年农历四月出头，乾隆巡游江南后折返京城，途中不断接到百姓拦路递交状子，几次都是河南夏邑县百姓状告父母官赈灾不力。

　　乾隆本以为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已把国家治理得四海升平，倘若孔孟复生，也当叹为尧舜；但接连的上访让他生出反感，并疑心有人暗中操盘。此前，另一位夏邑人彭家屏已面见皇帝。彭曾任数省的布政使（掌管民政、田赋和户籍），他以在籍官员身份接驾时向乾隆奏明目下灾情。稍后，河南巡抚图尔炳阿亦来接驾，面对同样询问，却奏对“并不成灾”。皇帝派人查勘，知道河南四个县连年歉收，受灾之地积水无法下种，百姓穷困不堪，只好卖儿卖女，只需数百文钱便可买到两个男孩，于是降旨赈灾一月。

　　一桩平淡无奇的赈灾案似乎宣告终结。但一路上的状纸又让乾隆进退两难，他怀疑这一切早有谋划，很可能皆是彭家屏指使。他甚至亲自讯问告状者刘元德，刘供出是本县的生员段昌绪主使，有人提供了告御状的信息和盘缠。

　　权衡再三，乾隆决定既要整饬吏治，也要端正民风。四月十八日，他下令把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革职，作为对地方官“讳灾”的警告；同时命令严审刘元德等人，“不可因有旨将巡抚、知县俱行革职，而于逞奸滋事之徒遂有意姑息，致长刁风也”。四月十九日，他又下旨免除了四县历年积欠的钱粮银谷。

　　谁知案情急转直下。去段昌绪家查拿的人，居然在其卧室里发现了八十余年前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吴三桂在檄文里以明朝遗臣的口吻，痛诋满清入关以来的暴行，并祭起夷夏之辨的大旗，称满清“窃我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

　　乾隆气愤难忍。“国家抚临中夏百有余年，薄海生民世受渥泽，无论我列祖列宗，厚德深仁，自古未有”；他自己则勤政爱民，一旦听闻夏邑水旱灾害，免除税赋不说，还赈灾济贫。如今段昌绪不但私藏恶毒的伪檄，居然还点评赞赏。如此心心念念爱养百姓，却落得如此下场，皇帝说，实在感到寒心；转念又想，夏邑县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发生灾害，不正是自招的吗？他庆幸这样的悖逆大罪终于揭发。

　　由此可见，在乾隆内心深处，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始终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征服者带来了百年的太平，如今更属唐宋以来的盛世，这些足以消除当初夺取天下的血腥味道；但海内缙绅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国恩，何忍传写收藏这些存心歹毒散发着阴谋气息的反书？

　　乾隆命令图尔炳阿等人继续追查檄文的来历，从何处抄来，还有何处收存，矛头直指彭家屏。令乾隆失望的是，在彭家并未搜查出任何悖逆书籍。彭家屏的儿子供认，因为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均因文字获罪，心中害怕，就烧毁了父亲的往来书信、所有的明书和可能有问题的书籍。

　　图尔炳阿在彭家搜查了三天，只搜查出彭家族谱《大彭统记》。意外的是，彭家的家产实在称不上丰厚：玉玩器一百多件，字画手卷八十余卷，家里现银只有一千余两。搜查者无法相信这是做过几任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省长）的家底，再三审问彭家管家，也查不出有转移的财产。自然，乾隆绝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误。他下令把彭家族谱呈递到京，亲自为之编织罪名。其一，族谱里说大彭得姓，始于黄帝，乾隆便斥责彭家屏自居帝王苗裔，是何居心？其二，以“大彭统记”命名，不是与历朝国号相类吗？其三，书中凡遇乾隆御名，都不缺笔，足见目无君上。

　　至此，乾隆成了这个案子惟一的原告。彭家屏负恩狂悖，已是“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于是，乾隆“从宽”赐他在狱中自尽，并命令销毁刻印的彭家族谱和原版。其他涉案人员，有功名的被褫革，各杖一百，徒三年，总算是捡回了性命。

　　乾隆动辄说爱养百姓，不曾想到他的王朝是依赖民众所缴纳的赋税运转；而民众有任何不满，都被视为意图不轨的刁民，或者不明真相的愚昧之徒。专制制度下皇帝与民众的不正常关系，使一桩检举地方官员贪墨、行政不作为的案件，最终成了一场牵连甚广的文字冤狱。由此可见，即便是所谓盛世，也无法改变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缺乏安全感这一深层隐忧，更难以打破权力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