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与党争》：党国一体的“先行者”

　　1956 年12月1日，《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由国民党“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署为“蒋中正”。这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书，作者蒋介石想借此做一个政治交代。当年，蒋介石虚岁七十；当天，他和宋美龄结婚三十周年。古稀之年，珠婚之庆，落到了在台湾一隅偷安的地步。惊魂稍定，困境当前，岁月无多，思绪泛起。在本书题志中，蒋介石写道：“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妇结婚三十年纪念。我夫妇于此共同检讨以往之工作，其间最感惶恐不能安于心者，就是对我二位先慈报国救民之遗训未能实现其一二，迄今大陆沉沦，收复有待……”

　　蒋介石一贯以“革命家”自任，满口大话、空话、套话，在这部反思作品中，又说了不少假话。在中苏关系中再思“中国之命运”，本是要清理国民党和苏俄三十年复杂经历。蒋介石用本书与苏俄切割，向民主国家联盟表白“自由中国”，试图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寻找生存空间。《苏俄在中国》结尾说：全书“检讨了政府和我个人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理应检讨一下自己。然而，全书的基调，基本上不是承认错误、反省历史，而是竭力辩白。蒋介石辩白自己如何具有“先见之明”，甚至抵制孙文、廖仲恺的主张，一贯地抗拒苏联和斯大林的压力，坚持国民党独立路线。蒋介石说的是假话，只要循着本书他自己的叙述，就可以知道他是中苏密切关系的直接当事人。国民党努力模仿的苏式专制体制，正是通过蒋介石本人建立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家”们，不断变更着自己的政治理想。“戊戌变法”（1898），搞的是“君主立宪”，保皇维新，那是“以英为师”；“辛亥光复”（1911）时，搞的是“共和革命”，流血起义，那是“以法为师”；“十月革命”（1917）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震惊世界，不少追求新思潮的年轻人主张模仿，遂行“以俄为师”。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已经开始了“政党政治”的现代实践，“五四”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往社团、盟会、党派方向努力，认为只要找到一个最先进的理念，组建一个最有力的政党，就可以建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以英为师”、“以法为师”、“以日为师”、“以德为师”，乃至最后“以俄为师”，都是受此思潮的左右。1923年，临近晚年的孙文注意到这个新思潮，又一次改变自己的策略，主张“联俄容共”，学习苏联。此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变成了一个苏俄体制的政党。这一历史过程，本来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蒋介石却在1950年代的辩解中推脱得一干二净。

　　政客们是当事人，利益牵扯，说话常常不可信，需要认真鉴别。事过境迁，学者们根据历史资料、档案文献客观公正地加以研究，得到的结论就比较可靠。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用很细致的清理，说明了国民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作者认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结论，比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洗刷开脱的说法，要中肯得多。国民党和苏维埃主义有亲缘关系，这很明显。王奇生据俄共档案查实，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落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俄国援助”，决定拨给两百万墨西哥银元时，含有按照布尔什维克模式把国民党改组成兄弟党的条件（参见第7页）。“卢布”，主要给了国民党，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苏联的对华政策一直青睐国民党，甚于属意共产党。国民党是由苏联专家改组的，因为势力大，被寄予了更多的希望。

　　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著作，他揭示了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容易被遮蔽的侧面——国民党曾经的苏俄特征。这部书着重历史清理，条分缕析，丝丝入扣，读起来有点像是一部探案小说，引人入胜。根据他的查考，《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919）在“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其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类同”（第14页）。原因无他，是“政治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 1884-1951）起草的而已。这个章程的特点，是“将党放在国上”（孙文语）。因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改进”以后的国民党，“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见第21页引文）。

　　国民党“联俄”运动，蒋介石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这一个事实当时很清楚，以后却因为他的刻意掩盖，以及国共两党对他“叛变革命”的大肆指责，变得模糊起来。按《党员、党权和党争》的清理，1923年国民党“联俄”的过程大致如下：1月，孙文与苏共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决定合作；3月，经廖仲恺与越飞的商谈，孙文决定进一步学习苏俄，双方越走越近；8月，任命蒋介石为广州政府的“大本营参谋长”，上任之前，先让他带着给列宁、托洛茨基和齐格林（苏俄外交部长）的亲笔介绍信，率领由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中共代表）四人组成的“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体制，准备模仿。孙文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寄予很大希望，据蒋介石说：“党中特派一人（指他自己），费时半年（在苏俄实则三个多月），费金万余，不可谓不郑重其事。”（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636页）更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考察任务，并非只是军事，还包括了政治和党务。也就是说，8月份的孙文，已经有心全面模仿苏俄。按《苏俄在中国》中蒋介石的回忆：“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第19页）

　　蒋介石8月16日离开上海，12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三个月（实则四个月，又有说半年——引者）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Rudzutak）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引同上）王奇生说“蒋介石的任务是考察军事”（第8页），主要是学习组建一支苏式军队，而不是模仿“建党”。书中似乎认为：孙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改变了《联合宣言》中拒绝苏俄政治模式的做法，决定模仿，主要是在10月初和苏俄新到代表鲍罗廷谈得投机的结果。这个分析，有相当的道理，鲍罗廷确实很有煽动能力。但是，肯定鲍罗廷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要看到孙文主观意愿的决然改变。事实上，孙文在会见鲍罗廷之前两个月，已经指派了“孙博士代表团”，让蒋介石去苏俄考察党务，模仿之心，已经昭然。从坚持“三民主义”到容纳“共产主义”，孙文在1923年的大转变，关键时间在2月，关键人物是廖仲恺，执行人物是蒋介石。蒋介石官方传记作者董显光说：“一九二三年二月，廖氏返广州。国父听取其报告后，益信中国与苏俄作友谊的提携，将有利于中国。”（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3页）这个说法，应该是事实。

　　在《联合宣言》中，还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经过廖仲恺的劝进，蒋介石的考察，还有鲍罗廷的游说，一年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文就改口说：“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王奇生书引，第12页）这种说法，和中共“二大”所谓“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也差不多了。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反复辩称孙文的“联俄容共”，只是“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第35页），这个解释显然是后来加上的。

　　中国国民党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契合，并不全是“卢布”援助拉近的。固然，“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失败以后，缺钱的孙文，为了东山再起，曾先后寻求过英国、美国、日本的援助，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甚至超过“二十一条”，近年来多有披露。但是，国民党最后采用苏俄模式，也有内在原因。最切近的原因，正如王奇生指出的：在于“党军”的模式。他分析说：“苏俄体制中最早引起孙文及国民党人兴趣的，就是他的‘党军’制度。早在‘五四’时期，朱执信、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便开始关注苏俄的‘赤军’制度。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第23页）孙文原来也是“政党竞争”、“议会政治”的提倡者，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孙文再次诉诸武力。在日本建党，曾要求党员签字画押，效忠他个人；在广州组军，曾要求士兵全体加入国民党。他和北方军阀争民国正统。但是，当时已经有了“南与北一丘之貉”的说法，广州政权被看作另一个割据势力而已。陈独秀一开始拒绝苏俄提议的“国共合作”，理由就是说：“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视之（指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的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见第23页引）苏俄通过控制“党军”，建立“党国”的模式，对广州时期的孙文极富诱惑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惟看他何时决定抛弃自己早先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

　　既然国民党的政治理想转变为“党国”，政治实践开始于“党军”，独掌军事大权的蒋介石，必能恃其武力之强，走到民国舞台的中央，这是挡也挡不住的状况。国民党行议会政治时期，后来的“西山会议派”等革命元老，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党务专家，在党内起了主导作用。可是一旦施行“党军”实践，“校长”蒋介石必然脱颖而出，孙文在世的时候，这种格局已经形成。按蒋介石传记权威作者董显光的认定：1923年2月21日，孙文从上海到达广州，那些“表面上支持国父的人，实际上无异一种佣兵，其对于国父和国民党的效忠均不可靠”。所谓“佣兵”，是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虽然广东省长在名义上是国父任命的国民党人（初为胡汉民氏），实权却为杨、刘二人所行使。”（董显光《蒋总统传》，第52页）因此，孙文委派他相中的蒋介石，率领“孙博士代表团”去苏俄考察军事、党务和社会诸体制，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是委以重任，寄予重望的。

　　《党员、党权和党争》延续了过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1928年前后的说法，认为蒋介石是在“中山舰事件”（1926）后才逐渐篡夺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一匹黑马，他的成功既靠谋略，也有相当的机运……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人谁也没有料到在一年之后会是蒋介石来接班”（第105页）。一般来讲，这个说法固然是对的。但是追究一下蒋介石“崛起”的真正原因，他的“篡政”并不意外。当“校长”已经披挂，当“党军”已经成形，蒋介石军权在握，不接班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第26页引），由“党军”建立“党国”，不正是孙文的想法吗？蒋介石满口“三民主义”、“党国至上”，借着黄埔练兵，陆续获得军队总司令、党委员长、政府主席等职位，这时候再指责他是“新军阀”是有点牵强的。有一支苏式军队，有一个苏式政党，还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就和一般军阀很不相同了。苏维埃版本的集权体制，本性上都要求军、党、政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远胜于清末延续下来的军阀体制，让北方军阀们显得粗鄙、简陋、松垮，不堪一击。况且，孙文在世时，已经把军事重要性（“军政”）置于革命的起点。他在《申报》发表《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时期”论；在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又说：“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这样，无论是按照苏维埃体制，还是孙文“军政”之遗愿，蒋介石的军人身份颇具“合法性”，一点都不成问题，胡汉民、汪精卫，还有陈独秀，眼看着蒋介石的崛起，一点办法都没有。

　　1923年以后，中国革命的“苏俄化”，是一个整体现象。由“党义”，而“党军”，而“党国”，并非广州国民党一家而然。即便不是完全的苏俄化，那种为自己的割据找一种“主义”，树一种“理想”，以便凝聚自己的小团体，成为各省军阀的时髦做法。某种意义上，山西阎锡山的“儒学治省”、陕西冯玉祥的“以教治军”，都试图把意识形态、政党和军队一体化。在党、政、军、教一体化方面，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最为成功，共产党内则是江西苏区最为成功。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共中央，没有把意识形态、政党、群众运动和军队捏在一起，最终就失去了领导权，就像胡汉民、汪精卫在蒋介石面前，无可奈何地凋谢而去一样。192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的“苏俄化”过程中，蒋介石肯定是一个领先者和获益者。这个曾经被蒋本人和蒋记党史专家们掩盖的事实，需要当代学者花更多的精力来揭露和分析。

　　蒋介石是苏俄的好学生，这一点在1927年之前并无异议。当时，蒋介石的绰号是“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马彬《转型期的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1956年）。黄埔军校是用苏俄的援助和武器，仿照苏俄体制建立的，蒋介石对苏俄和第三国际专家鲍罗廷言听计从，曾肉麻地吹捧说“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事实上，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都偏袒蒋介石，也是有他想法的。在他眼中，蒋介石也是苏俄体制中人，和“左派”的差别并不大，而他的力量更强，苏俄能依靠的是他。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22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表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答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之意。苏联的对华政策，并不真正关心国共之间的是是非非，更加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蒋介石的回答，令苏俄放心，他们马上调鲍罗廷来广州。蒋介石满意地说：“（鲍罗廷）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41页）在《整理党务办法》八条中，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确立国民党大，共产党小的格局。

　　1927年以后，蒋介石北伐成功，“宁汉分裂”，挤走了汪精卫掌控的党务系统；“四一二事变”，清洗了中共党员和苏联顾问；还有，“改组总商会”，打击、分化和利用了上海资本家，种种举动，令斯大林、托洛茨基陷入尴尬。苏联既担心他脱离控制，更害怕他在上海受江浙财阀影响，倒向英、美，转为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但是，占据江浙富庶的蒋介石剿灭异己，在党、政、军架构上仍然是高度集权的苏联式体制，奉行的“党义”，仍然是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很难被西方民主体制接纳。长期以来，蒋介石甚至不屑于拿“民主”作为标榜，他标榜的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对此，欧美人士也是不屑一顾。

　　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性质，国外学者有很多评论。有说是“专制主义”的独裁政权，大部分持自由立场的西方记者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传递了这个看法；有说是“儒教式”的民族主义，后来在哈佛大学主持“中国学”的费正清持此见解；有说是“新军阀”，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认定蒋介石不过是个新崛起的军事强人；另外还有一大批学者，如法国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毕仰高（Lucien Bianco）、美国易劳逸（Eloyd Eastman）、田弘茂（Hung Mao Tien）、摩伊斯（Edwin Moise）、薛立敦（James Sheridan）等注意到蒋介石于1930年代聘用德国顾问，模仿德国“褐衣党”、意大利“黑衣党”等法西斯组织，建立“蓝衣社”，指出“蒋介石亦强烈地倾向于法西斯主义”。最早指出蒋介石政权有法西斯倾向的西方记者毕克（Graham Peck）在其著作《两种时代》（Two Kinds of Time，1950）中说：“国民党统治的许多措施（领袖崇拜、军队精英、政治警察）都是追随法西斯主义的模式，因而使人怀疑在精神上已是法西斯主义者，在结构上则想成为法西斯主义者。”（转引自艾恺《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介石》，台湾，中英文对照本，第10页）。

　　蒋介石在1930年代以后，从“以俄为师”转为“以德为师”，确实曾想扶持“第二期革命”，以期把国民党转型为法西斯主义政党。也就是说，中断与苏联合作的蒋介石，并不是向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靠拢，而是进一步往东方专制主义方向发展。毕克的判断是中肯的，他认为：中国不可能施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现代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基础不存在”。按照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极端形态的极权主义，借着“民主”程序，它把国家、民族、种族、阶级、宗教、文明和意识形态置于个人之上。显然，蒋介石要驾驭四万万五千万思想各异的“群众”，还缺乏很多手段。没有“民主”制度，连搞“极权”也缺乏“合法性”。蒋介石的举动，被视为“个人行为”、“军阀作风”，受到了极大的抵制。1930年代，中国甚至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达不成德国、意大利、日本那样的“极权”，蒋介石竭力控制的，就是军队、政党和宣传机器。

　　毋宁说，国民政府在大陆的二十二年政权，一直是一个由“党军”支撑着的“党国”，仍然是一个仿建版的苏维埃体制。它曾经有两个不同的可能性：一是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它会更极权，更专制。所幸，这一危险倾向中止于日本以法西斯主义身份加入轴心国（1940）和中国以被压迫民族身份加入同盟国（1941）；另一个可能性是1940年代的民主化倾向，它要求开放自由言论空间，重建民主制度，尽早结束“军政”、“训政”，尽快开始“宪政”。这一倾向得到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在野政党，还有沿海发达地区大部分民众、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拥护，国际社会也积极支持，乐观其成。但是，蒋介石以权力不稳、国族未统加以拒绝。很明显，蒋介石放弃第一种倾向，是情势所迫；抗拒第二种倾向，则是他内心的顽固坚持。蒋介石坚持认为：他的政党，代表全体人民；他之个人，可以为民作主。王奇生找到一段国民党理论家萨孟武的论说，颇能反省国民党“独裁”之难。萨孟武说：“我们要想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便须放弃劳动者；我们要想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便须放弃资本家。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他们两个阶级都来拥护，则我们的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然而模棱两可的政策，终究必为他们所厌弃。”（第194页引）

　　萨孟武说的还是如何赢得不同阶级的“拥护”，更加艰难的是如何面对不同群体的“反对”。面对反对和抗议，极权体制便不能表现其“民主”的一面，而只能专制“裁断”。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中“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过一个”的指令，为了一个虚拟的“整体”，可以牺牲活生生的“个体”，个体没有意义，苏维埃式的政体具有这样的“合法性”。蒋介石考察苏俄时，莫斯科的专家们已经传授了这个原理。1956年的蒋介石抵赖说他很反感，1927年他却应用得很痛快。1932年后为压制上海“救国会”的抗日声浪，也用了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特务手段。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国民党和苏共和好如初。因为体制上没有什么障碍，大哥斯大林对表弟蒋介石说话，依然很随便。12月底，斯大林对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说：“请转告蒋委员长，如果想在战争继续进行时消泯人民对政府所表现的不忠行为，他必须强杀至少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恐怕他终无力使此次抗战达到胜利的结束。”（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89页）“四百五十万”，是按照斯大林在苏联整肃异己的人数，和中苏人口不同基数，换算得到的。

　　1956年，蒋介石确实需要写一本书，向西方民主国家彻底交代他的政治立场。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一直厌恶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即使在中国大陆“一边倒”向了苏联之后，在美苏对峙，朝鲜战争爆发的格局中，美国的舆论和政界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根据近年来解密的外交档案，美国确实曾经联络过陈诚、孙立人，试探抛开蒋介石，在台湾建立“自由中国”的可能性。蒋介石为此又采用专制手段，忌防陈诚，迫害孙立人。最近马英九为“孙立人案”道歉，又把事情翻了出来。蒋介石的政权体制，到底是怎样的性质？最近因为《蒋介石日记》的走红，又被重新提及。其实，不需要更多的解密新材料，仅仅根据已经汗牛充栋的旧资料，就可以看出自1923年“联俄容共”以后的新国民党是什么性质。想要得出一个超越时代的看法，需要跳出党派的观点和立场，也需要有一个更新的价值观。在另一个历史维度中，我们就能看清各派政权的底色。1927年以后，蒋介石再也没有承认过他身上的“苏维埃特色”。相反，每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他都要百般辩解，表白他的“先知先导”，直到1980年，台湾遭遇“退出联合国”的危机，近代中国出版社的主持人、蒋介石的文字侍从秦孝仪还编辑了一本《先知先导：先总统蒋公驳斥××统战阴谋之指示》，又把他一贯反对“俄帝”的说法重复一遍。另外，蒋介石边上的不同党派，仇他厌他，以“叛徒”、“新军阀”、“反革命分子”、“民族主义者”、“东方专制君主”等不同身份来定义他。这些表面身份，掩盖了他的本来身份。这个本来身份，其实很清楚，就是如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揭示的：将军队放在党上，将党放在国上，“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苏维埃式样的政治体制。铁板钉钉，做再多的辩解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