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女神》：一部“恶之书”

　　《复仇女神》是一个美国人用法语写的关于纳粹的长篇小说，近期获得了两项法语文学大奖，更在欧洲引起一片争议。作者乔纳森·利特尔为此阅读了两百多本关于纳粹的著作及大量“二战”档案，走访了德国、东欧、高加索地区，在另一种真实的含义上记述了党卫军在德国东部战场及大屠杀的真相。

　　作者是19世纪末到达美国的波兰犹太移民后裔。但并非犹太人身份促使他做出对纳粹德国的谴责，在他访问耶路撒冷时，直言以色列不断在政治上滥用大屠杀的历史。

　　1967年出生、2001年动笔，利特尔的人生轨迹已与“二战”间隔相当距离，写作动机则又与他的美国人身份相关：父亲是著述颇丰的作家，将一生投诸对KGB、CIA肮脏勾当的研究中；童年时，利特尔最大的恐惧是，有一天会被送到越南去杀死小孩；27岁，利特尔加入国际“反饥饿行动”组织，曾在车臣负伤；妻子是“医生无国界”组织成员，因布什发动伊战而决定脱离美国国籍加入法国籍。这一切背景都让作者显得品行高尚，如同道德楷模。人们难免揣想，在这本砖头般的小说中，是否会塞满道德谴责和说教。

　　事实恰恰相反。如果说作者在做出挑衅，最大的挑衅却是针对自己——小说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我”可不是爱上某位纳粹女帮凶的懵懂少年，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卫军高级军官。选择这样的视角，利特尔无疑在进行冒险，他必须强迫自己进入一个纳粹的心理历程。不仅仅是名叫马克西米连·奥尔的主人公，还有他的无数纳粹同事，艾希曼、希姆莱、施佩尔……这些传说中恶魔般的人物鳞次登场，都意味着作者必须像纳粹般去思考，进入恶的核心，理解恶怎么一点点滋生、蔓延。

　　这是一部关于恶的百科全书。它确实超出了单纯小说所能承载的重量，因此不适合那些仅仅追求精致文学趣味的人；举凡与这场战争相关的一切，军事、政治、哲学、文学、音乐、医学、地理、营养学、工业经济乃至语言学，都被作者以惊人的驾驭能力嵌入小说的情节框架之中。诚然，作者常常不知节制地任由人物铺陈自己的论述，大段对白连篇累牍，这不得不要求读者拥有一份知性上的好奇。要知道，这段恶的事实并非简单的杀戮与破坏，而是由一个杰出民族倾尽所有才智造就而成。

　　作者赋予主人公一个典型的纳粹军官身份：法学博士，热爱哲学、音乐、文学，拥有莱蒙托夫式的英雄主义情怀，不无人道主义精神，但同时坚决忠于国家社会主义和元首，还有着错乱的性欲。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个词在小说中数次出现。党卫军不是一群嗜血杀人狂的乌合之众，反而汇集了德国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他们绝非没有意识到良知在内心的抗议。作者叙述了党卫军士兵在屠杀时产生的巨大心理不适，某些军官对抗那些虐杀成性的同僚，甚至说：“我们的士兵即便再粗野，再随波逐流，也没有一个人在杀死一个犹太女人时会不想到自己的妻子、姐妹或母亲，在杀死一个犹太孩子时会不看到自己的孩子似乎就在眼前、就在坟坑中”。人，如何在内心同时容纳人性的尊严与毁灭他人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利特尔试图用文学的方式，在普遍的意义上追问恶的根源，而非仅仅将其归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西方思想传统中对恶之来源的追问由来已久，但无论是对恶的神学解释还是美学辩解，在奥斯维辛之后都分崩离析，显示出人在面对恶之根源问题时的无解境地。但如果不想陷入人类厌恶症的虚无之中，就必须以理智的诚实和道德的勇气面对恶的事实。然而，人类亲手造下的恶的事实是如此庞大，以至从任何一个角度进行的理论解释都会淹没在它黑色的潮水之下；更成问题的是，当恶成了理论研究的对象，它就似乎与作为客观观察者的主体截然分离、毫不相干了。所以人们并不是偶然才持有这样的观点：面对恶，理论是乏力的。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对其做出整全的呈现。利特尔作品的根本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