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退休以后在南京郊区承包了一片山地,植树造林之余养了一大群土鸡。都是自己拿草鸡蛋孵的鸡苗,和饲养场整齐划一的养殖方式不一样,草鸡长到三四个月个头都还很小,但已经有些小公鸡开始跃跃欲试,经常相互打斗。到了半年多左右,基本长得像大鸡的身坯,小公鸡都开始各自交女朋友了,在这个过程中打斗也是非常频繁的,经过一个阶段,就进入了均衡状态,其中有的格外健壮,作风特别顽强,羽毛格外鲜亮,身边围绕的母鸡就多一些,有些就显得比较形单影只。
大概到一年左右,一群鸡中已经有了稳定的权力结构,有几只较为强壮的公鸡和一些较为肥壮的母鸡在鸡群中具有一定的威信,比如到了觅食的地方,鸡群会散开觅食,它们可以各自领导三五只鸡在一定范围内活动。
而在这其中,又有一只公鸡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威,它指引整个鸡群的大方向,而且它制定规矩,任何公鸡母鸡都服从它的管教。这只公鸡尽管个头并不是鸡群中最大的,但却有一种特别与众不同的范儿,在其他鸡面前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度。在整个鸡群中,它一望便知,当整个鸡群在休息的时候,它通常要站在最高的位置,当其他鸡都在低头觅食,它则头昂得高高的。当我父亲每次去给鸡群喂谷子的时候,所有的鸡都会争先恐后地一拥而上,唯独它会显出非常矜持的样子,昂着头,踱着四方步,缓缓走来。其他的鸡好像饿死鬼一样,一口接一口急不可待地啄谷子,而它会从容地啄上几口,昂起头来四处扫视一下,踱上两步到水盆边,饮两口水,再接着吃。和其他吃相难看的鸡相比,如果这只公鸡有两只手,我相信它一定会给自己铺上餐巾,用刀叉给自己取食,而且不发出咀嚼的声音。
作为整个鸡群的带头公鸡,不仅它气度不凡,而且真刀真枪的场合,也毫不含糊,山上野物很多,时常草丛里会窜出一条蛇来,那些母鸡被吓得咯咯叫着四散,其他公鸡也逡巡不前,它就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与之缠斗。它渐渐成为了公鸡中的战斗鸡,非但有啄死长蛇的战绩,连我们养的看门狗都让它三分,较量过一次,被狠狠地啄了鼻子,从此只要它率鸡群驾临,就乖乖躲进窝里,不敢争其锋芒。
有一次我带3岁的儿子去山上,我儿子去看鸡,大概误入了它的领地,它居然冲过来要啄,吓得我儿子掉头就跑,幸亏我在边上急忙救了驾。这把他奶奶彻底惹怒了。到了晚上,鸡是夜盲,我母亲半夜摸进鸡窝,抓住了这只大公鸡,绑得结结实实,天一亮就把这头“目中无人”的鸡给正法了。杀完以后拔毛开膛,发现它长得很结实,但肚子里没什么肥油,切开鸡胗,里面几乎没有什么食。我母亲杀完它就自言自语,这个鸡看它平时老是耀武扬威的,怎么肚子里都没有什么食啊?这也很好理解,其他鸡觅食的时候,它总在警戒巡视;其他鸡埋头抢食的时候,它还保持风度,自然作为鸡群领袖,自己吃得反而比较少。
这只悲壮的大公鸡,让我领会到了,什么叫责任感,什么叫爱惜羽毛。这就是精英啊。
在人群中,也有像这样具有大公鸡气质的人,他们在中国常常显得很孤立。比如茅于轼先生,任何时候都穿着特别得体,而且从不迎合别人的口味说话,在很多人眼里,他非常脱离人民群众,他对任何人都很礼貌,但在很多人的感觉中,会觉得这种礼貌中隐含着一丝距离感。而茅先生真正对这个社会的付出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帮助过很多人,包括素不相识的人。
再比如贺卫方先生,总是那么优雅从容。有一次,在他很被动的时期,我想请他吃饭,他骑一辆自行车来赴宴,他坚持必须要由他来请客。为了说服我,他掏出一个信封,说他刚参加了一场课题答辩,不能免俗,拿了800块专家费,说:“惭愧啊,我这是不义之财,非得花掉不行。”我见过多少把几乎每一个脑细胞都用来琢磨捞钱的教授,从来没有一点儿不好意思。
茅于轼、贺卫方这样的人就像那只大公鸡一样,在万万人之中都显出与众不同,他们活出了体面,但真正肚子里,天地良心,没捞着什么食,跑来跑去,都是为了别人的事情在操劳。
而有的人就喜欢摆出一副在人民群众中的姿态,大家喜欢听什么调儿就唱什么歌,甚至头不梳脸不洗,打扮得比底层更底层,显得特有良知地高调唱得山响,其实暗地里一点儿实惠都不放弃,闷声大发财。在中国当下,这样的人更容易受到大众的欢迎。
我总是觉得,广大中国老百姓培养起对真正精英的鉴别力和鉴赏力,是我们谈民主和宪政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