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政治投降，思想固执

　　春节前两天，我到医院看望患感冒的何兹全先生。他躺在特护室吸着氧气，但面色红润。我说：今年是三个百年：辛亥百年、清华百年，第三个百年呢？何先生一笑，指着自己说：我。

　　何先生生于辛亥革命前一个月。中国现代学术是他们这一辈和他们的老师辈开创的。何先生在85岁时出版自传《爱国一书生》。他曾问我：同时出版的周一良自传书名是《毕竟一书生》，我用这书名是不是有点狂妄？其实，他在书中已经做了回答：“我这个人的好处是有理想，有事业心，有抱负，很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可谓是名符其实。

　　何兹全属于20世纪30年代出场的史学家，他自谦只是30年代这一群中一个附时代骥尾的笨人。在北大读书时，正值学界展开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史分期的论战，这是当时知识界现实社会政治关怀的聚焦点。论战的发起者陶希圣正在北大任教，何兹全通过陶希圣接触唯物史观，进而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与他亲近的人都知道，自传中列出的书单中，排序照顾了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对他影响深远的书中，名列榜首的是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他大学期间就发表了七篇学术论文，其中几篇在陶希圣主持的《食货》上发表。晚年，他颇有自省精神地说：“二十多岁的人，所写文章是很轻浮的，材料掌握得不多，但胆大敢于乱说，自然也有些新的见解。”其中包括魏晋封建说。他所说的胆大，而且固执，正是其论学中隐含着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而何先生待人温和宽厚。

　　时至50年代，古史分期问题又掀波澜，因争论囿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成为最高决策者批准的争鸣特区之一。何先生固执于魏晋封建说，不合主流，幸亏有党内专家尚钺挡在前面，但何先生也被揪出历史辫子，被骂成“食货余孽”。改革开放以后，古史分期问题最后一次浮出。1991年，在他八十高龄，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系统阐述对中国古代史的见解。学界多把它誉为汉魏封建说的扛鼎之作。其实这部著作也可视为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论战的谢幕之作，因为此时既无对手，也无争论，只有赞誉之声。当何先生以50年论战的仅存者胜利收关时，社会环境与学术潮流已经开始大变了。

　　政治上的关怀是何先生一生的情结。国民革命军北伐时，16岁便加入国民党，服膺国民党左派的观点。大学毕业后，曾就职于《教育短波》和《政论》杂志，撰写了许多政论文章。抗战初期，他寄希望于国民党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1947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已经对国民党备感失望，但仍希望中国走“民主加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并参与了冯玉祥组建民革美洲总分会的活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回国乃是他顺理成章的选择。他自称，回国时抱着“向共产党投降”的思想。向执政党“投降”，这种说法是现代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背着历史包袱，常常有待遇不公的凄凉感，但除了“文革”时期的集体受难，也安然度过了各种政治运动。1983年何先生加入共产党，“投降”三十多年后，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员终于获得了共产党的承认。

　　晚年何先生念兹在兹的一件事，是毛泽东对他政治理想的批判。他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判的“第三条道路”，是不指名的批判他。理由是，当时惟有他在《政论》杂志上明确提出这种政治方案。再一个理由是，在重庆偶遇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的徐冰，徐冰说，我们早就知道你。直到去年百年寿诞前，私下提及此事，他说，历史证明，我对了！

　　何先生恪守情操、心底坦荡而备受尊敬。夫妇生活简朴，却对贫困学生和灾区慷慨解囊，难计其数。他还有尊师的佳话。傅斯年1944年吸纳他进入史语所，决定了他的学者生涯。半个世纪后，他在台湾参拜傅先生墓，风雨中恸哭，感念傅先生的关爱。他编选傅斯年的论文选，以“哪有学生挣老师钱的道理”，将9000元稿费增添到1万元，转给聊城大学，设立贫困研究生奖学金。

　　春节才过，这位百岁人突然走了，加入了已渐远去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背影。我们怀念他，遥想那一代人，也反思他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