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金姬
2010年，丹麦人汤姆·海内曼为挪威广播公司(NRK)拍摄的纪录片《深陷小额债务》(Brennpunkt，英文名Caught in Microdebt)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影片的矛头直指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他声名卓著的小额贷款事业。
汤姆·海内曼生于1959年，21岁起进入新闻界，涉足广播、报刊和电视等多个领域，著书立说，针砭时事，他比较关心的是环境、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曾被誉为“丹麦杰出调查记者”。
纪录片《深陷小额债务》放映后，挪威环境和国际发展部长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要求彻查孟加拉“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将欧洲为穷人捐赠的住房贷款，擅自转移到乡村银行(又称“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的附属机构“乡村基金”(Grameen Kalyan)。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瓦吉德也因此对尤努斯表示公开批评。
虽然乡村银行已经公开否认尤努斯或乡村银行有任何不当行为，挪威发展合作署(Norad)也发布报告表示此事已经于1998年解决，但是尤努斯及其小额贷款的神话光环已经逐渐黯淡。
《新民周刊》近日越洋电话采访了汤姆·海内曼，这位“北欧老愤青”表示，全世界的舆论过于倾向小额贷款，其实它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新民周刊》：你怎么会想到要拍一部有关小额贷款的纪录片？
汤姆·海内曼：欧洲国家有许多资助小额贷款的项目。挪威、瑞典、荷兰和德国等国家就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给予孟加拉的乡村银行不少资金支持。自从尤努斯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小额信贷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视作是可以消除贫困的一种模式。可是去过孟加拉、印度和墨西哥一些乡村地区的我知道，小额贷款被神化了。一些穷人借了小额贷款后非但没有脱贫，反而负债累累，因为无法还清贷款而生活状况日渐恶化。
《新民周刊》：目前在中国还看不到你拍摄的挪威语版纪录片。能否说一下这部纪录片主要提出了哪些问题？
汤姆·海内曼：我的纪录片长近50分钟，2010年11月30日在NRK播映，反响热烈。英文版将在2011年1月中旬制作完成，我很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看一下这部片子。
1976年，尤努斯借给孟加拉加布拉(Jabra)村的42名妇女27美元，“穷人的银行”由此产生。今天，乡村银行有大约850万借款人，大多是妇女，成为全世界小额贷款机构的标杆。乡村银行自称还款率97%-98%，以此证明银行的成功。但小额贷款真的给了乡村妇女一条摆脱贫困的出路吗？
我2007年12月开始去孟加拉采访，在加布拉遇到了当年42名妇女之一的苏菲亚·贝根(Sufiya Begun)的女儿。她告诉我，当地很多妇女同时背负多家机构的债务，很难还清。一些人不得不卖了房子，另一些人不得不变卖房顶的锡板来还每周的债务。一个名叫贾哈娜拉(Jahanara)的妇女告诉我，她不得不卖了自己的房子来还债，因为她当时身上背了六七个小额信贷组织的贷款，其中一笔100美元的借款就来自尤努斯的乡村银行。
乡村银行的小额贷款初衷是让穷人做小买卖，但很多人拿了钱去买日用消费品。而且，乡村银行的小额贷款年利率是30%，通常要借款人在拿到钱一周后就要开始分期还债，并且由一群专门要账的人负责此事(不是暴力威胁，而是言语恐吓)，让许多贫困妇女陷入债务的恶性循环，有的变卖了家产，有的向其他小额贷款公司借钱，拆东墙补西墙，这就是乡村银行高还款率的由来。
《新民周刊》：如果这些情况属实，为何大多数人对小额贷款的阴暗面并不了解呢？
汤姆·海内曼：我们只能在这些小额信贷的银行网页上看到所有“笑脸”，NGO也源源不断给这些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剑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张夏准博士在我的片子里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怀着良好意愿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容易相信这种理想模式可以消除贫困。”
小额贷款在某些方面的确可以改善穷人生活，但是在我和一些学者来看，小额贷款并不能消除贫困。根据对以往30年的小额贷款历史统计分析，孟加拉国仍有超过8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
孟加拉国的一群经济学家2007年就宣称，研究显示调查2500名借过小额贷款的人，超过1/3是借乡村银行的钱。研究显示穷人不得不忍受高额的利息。乡村银行的年利率在26%-31%，而其他小额贷款机构可能更高。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小额贷款率甚至高达100%-200%，这也是造成前一阵子印度南部安德拉邦出现一些借款人自杀事件的原因之一。
《新民周刊》：你还在纪录片中首次揭露了尤努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擅自挪用挪威一笔资金，具体是怎么回事？
汤姆·海内曼：尤努斯于1996年曾经擅自将挪威政府资助的1.7亿挪威克朗转移到“乡村银行”下属的“乡村福利”基金会，事发后于1997年被挪威驻孟加拉大使馆调查，1998年5月尤努斯才把这一款项归还到乡村银行。虽然挪威政府事后不再予以追究，但是给“乡村银行”的资助也戛然而止，当年的驻孟加拉大使对于尤努斯转移钱款的理由并不满意。
《新民周刊》：你是否采访过尤努斯和乡村银行？他们对此事如何表态？
汤姆·海内曼：自从2010年6月以来，我不断要求采访尤努斯或者乡村银行。除了一封非常简短的邮件，对方没有给我任何答复。事后，尤努斯的助手对其他媒体表示，尤努斯因为身处国外而无法接受我的采访，我不知道他为何会半年都抽不出一点时间来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新民周刊》：根据2010年12月6日Norad提交的报告，索尔海姆部长说：“根据这份报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挪威的这笔资金被用于其他目的，或者乡村银行卷入腐败或盗用资金。”你怎么看？
汤姆·海内曼：首先，我要向大家解释一下，Norad行政上隶属挪威外交部，职能相对独立，主要负责双边合作政策的实施。当年尤努斯用的挪威的那笔钱就来自Norad。
我并不认为尤努斯挪用资金的事算是解决了，这可能只是一种政治妥协。讽刺的是，当年擅自挪用挪威资金的尤努斯(他那时挪用的资金还包括来自瑞典、荷兰和德国)在2006年从挪威奥斯陆捧回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人为尤努斯做了最好的推广工作。我不理解挪威和孟加拉当局当年为何对这一资金转移的事不了了之，并且在尤努斯获诺贝尔奖时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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