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决定我2010年才能到达上海”
捷克作家勒斯蒂格上周六去世 去年为世博捷克文化周揭幕 代表作《白桦林》中文版出版
捷克著名作家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是所谓大屠杀作家的代表之一,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和集中营经历有关。去年世博会,他曾经来到上海——这座梦中的城市,他认为,曾在二战期间收留了犹太人的上海,也是他的命运。
上周六,勒斯蒂格在布拉格去世,不久前,他的代表作《白桦林》中文版已经出版。
去年世博捷克文化周期间,作为嘉宾,84岁的捷克著名作家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终于圆了“上海梦”——来到理应70年前踏上的上海土地。他来沪期间曾经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大屠杀、战争、流亡、癌症……尽管一生遭遇坎坷,晚年与癌症斗争,但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去年从世博会回到捷克之后,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就卧病不起,在病榻上他依然说:“既然我一生中那么艰难的岁月都挺过来了,这次癌症我当然也能挺过去。”
2011年2月26日,这位战后大屠杀文学代表作家因血癌在布拉格去世,享年85岁。而就在不久前,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的代表作《白桦林》中文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70年后梦圆上海行
“我这一生太棒了。”去年在接受早报专访时,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神采奕奕,几个小时下来毫无倦意,啤酒一瓶接着一瓶,段子一个接一个。
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些许关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接收了成千上万逃离纳粹魔爪的犹太人,而当时,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的父亲也曾打算举家搬迁往上海。但最终没能如愿以偿,他们全家被关进了一个集中营。70年前就应该来上海的勒斯蒂格,去年趁着世博捷克文化周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上海,来到梦中的这座城市。去年在接受早报专访时他说,“上海收留犹太人在犹太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对我也很重要。我不会让任何人批评上海,上海也是我的命运。”他为上海之行特地做了一套中式服装,去参观了上海的犹太人聚集区,想象着如果70年前的上海之约成行,该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你知道1941年我们全家就有机会来上海避难,但我们全家却被投进了集中营。如果当时我能顺利来上海的话,我的孩子应该是上海人了。纳粹偷了我一笔财富,否则我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女儿。有人相信上帝,有人相信命运,而命运就决定我要2010年才能到达上海。”勒斯蒂格当时对早报记者说。
传奇般集中营逃脱之旅
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是所谓大屠杀作家的代表之一,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和集中营经历有关,他非比寻常的丰富的生活经历造就了细致敏感的写作风格,这些年也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1926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41年,已经被德国纳粹吞并的捷克,也开始有计划地屠杀犹太人。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全家计划前往上海,但在1942年,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被送往今天位于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的戴莱津集中营,后又被辗转送往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德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勒斯蒂格奇迹般地从一辆驶往达豪集中营的列车上逃脱,当时列车的发动机被一架美军的战斗轰炸机炸毁,他跳车脱逃,四肢无力之下,“只用了60秒”到德军餐车上偷面包,用10秒钟抓住面包,再用60秒逃离了纳粹的魔爪,然后,返回布拉格参加对纳粹的起义。除了他本人,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其他家人都在大屠杀中遇害。这段传奇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作品从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开始,大都以犹太人和二战为题材。
战争结束后,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开始学习新闻,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勒斯蒂格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往以色列。20世纪50年代他任捷克《新世界》杂志文化专栏的主编和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的编剧,根据他的电影剧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如《为卡特琳娜·浩洛维佐娃的祈祷》、《天国护照》、《暗夜里的钻石》和《蒂达·萨克索娃》等,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是捷克新浪潮电影的主要参与者之一,1967年,他和米兰·昆德拉一起在第四届捷克作家全国代表大会上起草改革宣言,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离开祖国,先后在南斯拉夫和以色列流亡,之后一直在美国生活、写作。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返回捷克,在布拉格和华盛顿两地生活,直到2003年他从美洲大学退休,从此常驻布拉格。1990年代,他还曾担任过捷克版《花花公子》的主编,2008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他那段逃跑经历,日后被他写进了第二本小说《暗夜里的钻石》。集中营生活及其所代表的极权体制的非人化,始终是阿尔诺什特·勒斯蒂格作品的重要主题。他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并非传统的文学英雄,而是普通的老人和儿童,在非人化的痛苦时代,良知恰如“暗夜里的钻石”,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对话
东方早报:你的集中营经历和对集中营主题的写作,让我想起了意大利犹太作家普里莫·莱维,他是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战后成为非常重要的犹太作家。
勒斯蒂格:他是化学家,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的单位跟我不一样。我没有见过他。很遗憾的是,他后来自杀了。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集中营里纳粹干的事情,他没办法告诉别人,就算自由了还受到折磨,他感觉不到出路。我所知道的有5个很重要的作家,他们都有集中营经历,他们都没办法用语言倾吐他们的遭遇,他们自杀了。
东方早报:不管怎么说,1945年能逃脱纳粹最后解决方案的犹太人,都是幸运的。
勒斯蒂格: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性,选择正确或错误。我的写作就是围绕这个主题。人被投入集中营是没得选择,这是可怕的。但是在里面,我们还是有选择。我可以偷走朋友的面包,我知道他会饿死。但我有良心和常识。我个人比较幸运,有一次一个纳粹想枪毙我,因为我偷了一块面包,这个德国人用手枪指着我,数一二,等到他数三,要扣动扳机的时候,一个朋友挡在了我前面,他愿意跟我一起被枪毙。最后我们都活了下来。我当时为什么要偷面包,因为我们6天没吃东西了,都快被饿死了。那个时候他们正准备把我们转移到达豪集中营,在那里把我们消灭。也是在去的路上,我们成功逃跑,活了下来。我有三次要被处决,每次都死里逃生。我这一辈子都很幸运,我对生活没什么抱怨。
东方早报:1967年,你和米兰·昆德拉等作家在第四届捷克作家代表大会上签署了改革宣言,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勒斯蒂格:当时我和昆德拉差不多大,我们被选为作家协会委员会成员,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当时有一些比我年纪更大的作家,大部分都跟秘密警察合作。实际上,我们当时生活还比较舒适,但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投机分子。捷克有一个俗语,顺大流才能过得舒服。但是你们别把我当成榜样,榜样是哈维尔他们,他知道并看到了谎言和骗局,哈维尔他们主张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
东方早报: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你离开了祖国,能谈谈这段经历吗?
勒斯蒂格:我去以色列做战地记者时认识了我的太太,1968年后,我太太不愿意待在这个国家了,我当时得到一个机会去南斯拉夫,为有关铁托的一部电影编写剧本,就这样我离开了祖国。但我没有随太太去以色列,因为我在美国有工作机会,而且在那里可以很舒适地写作。有一次以色列总统问我,为何当年没有留在以色列。我对他说,我在以色列写一本书只能得到150美元的报酬,那怎么养活太太和两个孩子?总统回答,这个地方两千年前就有人写了一本书《旧约》,从此以后他们不看其他书。当然这是玩笑。
东方早报:一个笑话,我从菲利普·罗斯的书里看到的,他说他们这些美国作家有时候还羡慕你们在“东方”的遭遇。我们也看到,1980年代末,包括捷克在内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创造力其实是下降了。
勒斯蒂格:你说得没错。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我们这些作家都会在作品中用多种隐喻,隐藏自己的观点,实验各种文学和语言技巧。但我想说的是,当然那种环境是对人的不信任,对人的基本常识的不信任。美国没有这种制度,但他们有色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