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冰川学之父”

　　　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西南、祁连山腹地，有一处“七一冰川”。1958年7月1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施雅风率领考察队，登上了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最高点。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发现后命名的冰川，也被看作中国冰川科学奠基的一个象征。

　　施雅风1919年生于江苏海门，1937年抗日战争烽火燃至长江流域，他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大学学业，1942年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1944年获浙江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地理研究所。50年代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地学部副主任，兰州分院副院长等职。

　　施雅风被誉为“冰川学之父”，皆因他从零起步，开创、发展了中国冰川学，并把这项研究不断推向世界前沿。自1958年开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率领考察队，先后探究祁连山、天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等地的冰川，获得大量观测资料，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冰川考察专著《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

　　“文革”动乱使科学考察和研究耽误了宝贵的时间。80年代后期开始，在施雅风主持下，学者们开始系统总结中国冰川研究成果，出版《中国冰川概论》《中国冰川与环境——现代、过去与未来》和《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三部专著，标志着中国冰川研究和理论体系的成熟。起步于80年代，他开始组织系统编制《中国冰川目录》，卷帙浩大，历时24年之久摸清了中国冰川资源家底，使中国在世界各冰川大国中惟一全面完成了冰川编目。

　　关于中国东部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问题，中国冰川学界曾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在1981年第2期《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施雅风发表“庐山真的有第四纪冰川吗”一文，继而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在此文中，施雅风对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东部古冰川说”提出了质疑。为了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楚，他与北京大学教授崔之久、兰州大学教授李吉均组织很多学者，对包括庐山在内的近20个地点进行了考察研究。有人说，“施雅风在李四光生前毕恭毕敬，死后就开始反对他”；施雅风对此答道：“我自己觉得，从思想上从来没有对李先生不恭敬过，我也很钦佩他在解放前长期坚持反对蒋介石的态度和他对地质学多方面的贡献。但是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一个理论如果错误，按照错误理论搞，就误人误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对科学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施雅风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冰川学领域：从早期的地貌研究到冰川研究，继而扩展到水资源研究，再延伸到气候与环境变化研究，每一项都体现了他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思考，每一步选择都与相关学科的发展乃至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中科院寒旱所所长王涛研究员说，“施雅风先生还是中国冻土研究的开拓者、泥石流研究的奠基人、西北内陆河水资源系统研究的倡导者。他开创的我国寒区旱区科学研究始于甘肃，在惠及西北、产生国际影响的同时，也为甘肃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严谨治学的同时，施雅风一直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20世纪40年代，他因目睹政府的腐败，怀着对新民主主义的信仰和忧国忧民之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人至晚年，仍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关注民主政治的进程。他对友人书中“年衰未敢忘忧国，志寄新生兴九州。释疑有盼后贤晰，切忌茫然度春秋”的诗句深表同感。

　　施雅风曾捐资几十万元，支持农村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而他在南京的寓所，看上去与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没什么差别。他资助过很多家乡的贫困学生，自己却习惯穿着发旧的外衣，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把物质追求看得淡若浮云，对于学术研究却乐在其中。

　　施雅风有过如此的苦乐观评价：“概括我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有大苦，也有大乐。我认为，为探求真理和人类利益的崇高事业奋斗终身，吃过苦以后取得的乐，才是真正的乐。我没有后悔我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