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是一张迟早要面对的……门票

　　每次出门回来后的一段时间，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整理拍摄的图片。但是只有在整理这两年在台湾访学期间拍摄的图片时，才想到真的应该做一次专门的台湾摄影展览。去年在台北与也是来台做访学研究的顾铮兄相遇，两人在街头竞相抢拍，分别时戏言要联手做一个名曰“对台戏”的摄影展。现在展事已经确定，在四月初的上海，我们期待与大家分享我们所关注的台湾人文景象，更期待这些影像文本能够成为推进公民社会建设的视觉参照。在这时候，读到新出的一期《思想》（第17期，联经出版事业，2011年1月），头一篇文章就是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的《世界能从台湾学到什么？》，觉得非常贴近我在选择和整理台湾图片时考虑的问题。郝瑞说，“事实上，我的确相信这个世界可以从台湾学习到许多全世界各地思想周虑的人们首要关心的议题，例如关于专制和民主，关于繁荣及其不满的原因，关于民族、族群和阶级认同的变化莫测，以及关于环境上的挑战（毕竟在这个过于狭小的星球上住着太多人了）。”这些的确就是我们在拍摄中念兹在兹的议题。文章很简洁而又深刻地分别探讨了台湾社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四种转型，即从专制到民主、从奇迹到焦虑、从中国到世界、从垃圾岛返回“美丽岛”，以人类学家的眼光看待社会转型，多有独具启发性的论说。在第一种转型中，作者认为世界可以学到的五件事情或者教训最能使人思考，甚至是“此情无计可消除”，但又“欲说还休”，有时候人类学家显得似乎比政治学家更能搔着痒处。

　　本期《思想》的主题文章是讨论“死刑：伦理与法理”，很少有像死刑存废之争那样在人情、常理和法理上充满了紧张、对立和艰难性的议题。编者认为，这些文章“可望将讨论带到一个更深入、开放、而且以对话为主要宗旨的层次。我们邀请的作者们立场不一，关怀的角度不一，提供的观点不一，个人的知识背景与经验不一，但都力图让问题摆脱法条的牵制、情绪的笼罩以及常识的羁绊，设法把视野拉远扩大，也都尽量响应异议者的想法与批评。这场圆桌讨论的重点不在于站边表态、摆道德优越感，而在于交换理据与思路，相信对一切关心死刑议题的人，都会有相当的启发效用的”。好一个“交换理据与思路”，我曾经几次在课堂讨论课上以死刑存废之争为题布置讨论，也正是希望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藉此而学习说理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我这次整理的台湾图片中，有一张摄于台北罗斯福路的街景，高楼上的一幅巨型广告没有任何图像，只是以粗大的黑体字满满地写着：“疼惜生命，坚决反对废除死刑”， 落款是某基金会；“生命”与“死刑”都是红色的字，在台北的蓝天下显得无比醒目。让死刑存废之争的紧张对立甚至在城市景观中呈现出来，这张照片正好可以配上这期讨论的主题。

　　人们常以对二十世纪纳粹反犹大屠杀的研究作为大屠杀历史研究的代表，从欧洲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毫无疑义。但是，以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这至少是不完整的。并非仅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同样残酷的屠杀事件，更因为如果从屠杀的性质、手段之残忍、对人性摧残的极端程度来看，可能还有比纳粹屠犹的历史更为惨烈和更为骇人听闻的。然而，就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和成果而言，毫无疑问的是，关于纳粹屠犹历史的证据收集、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是其他国家的屠杀史研究所根本无法相比的。每当我们读到一本关于纳粹屠犹的研究著述，无法不想到在那些也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的国度，历史学家的焦虑无奈与冤魂无告、人神共泣的情景。在这里的关键就是国家对大屠杀历史的基本立场和承认程度，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指出，对历史上国家罪恶的承认和忏悔，是进入当代公共生活无法逃避的途径，“否认或者漠视‘浩劫’——也就是‘大屠杀’，则被视为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无法忍受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战后欧洲史》）。要进入当代世界，曾经有过“浩劫”历史的国家迟早还是要面对这一张“门票”的问题。

　　尽管已经读过不少反映和研究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的著作，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的这部《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卢彦名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2月）仍然令人感到有一种震撼性的冲击力。首先，这是因为作者的研究特别强调大屠杀历史的多样性和综合性、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的互动，因此力图还原出一幅综合的和动态的复杂图景。作者在“序言”里对此有过很概括的论说：“‘大屠杀的历史’不能仅限于对导致这一场最系统和最持久种族灭绝行动的德国人的政策、决定和方法的叙述；它必须包括周边世界的反应（有时候是主动行为）和受害者的态度，因为从本质上说，我们所称的大屠杀事件是由这些不同因素聚合而成的总体性事件。”（第12-13页）更具体一点说，“这种以德国为中心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无可厚非，但如前所说，大屠杀的历史需要一个宽泛得多的视野。在欧洲被占领地区，德国措施的执行在每一个阶段都要依靠政治当局的顺从、当地警察或其他力量的协助以及当地民众（主要是政治精英与思想精英）的消极服从或积极支持。此外，还要依赖受害者或者是为了缓解德国人的限制措施，或者是为了争取时间摆脱德国人的无情钳制而心甘情愿服从命令的意愿。因此，大屠杀的历史应当是一部综合完整的历史。”（第13页）应该说，这些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并非没有被关注过，但是该书为此而作出的自觉努力尤需肯定。

　　其次，该书中运用了大量来自日记、信件、档案文件以及目击人证言等原始资料，不仅使读者仿佛身历惨景、亲闻痛苦的哀号，更使人震撼的是，由于“同时从迫害者的角度、周围社会的角度以及受害者的角度进行叙述”，在那些材料中呈现出来的发生在受害者和执行者以及旁观者之间的那些复杂而痛苦的关系。比如，在不少人看来，受迫害、被屠杀的犹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形象而出现的，但事实上正如作者在书中不断揭示的，作为受害人的犹太人之间也充满了差异性，还存在着相互的敌意。相互憎恨、不信任，甚至在集中营里的权力之争，这些本不应该存在的事情都恰恰存在着（第199-200页）。又比如，对大屠杀“这一广为流传消息的反应不是漠不关心，就是无动于衷，甚至常常被策略性地欣然接受，当然在反犹主义盛行的国家还获得了明里暗里的支持。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人们对纳粹时期与纳粹当局大范围的合作以及数量巨大民众漠不关心心态的总体关注”（致中国读者）。这种对旁观者心态的“总体关注”是屠杀史研究中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它牵涉到更为普遍存在的人性伦理状况。另外，在解释纳粹制造反犹意识形态、实施屠犹计划的现实进程的时候，作者以宽阔的研究视野和细致的技术分析力图复原历史真相的复杂性和确定性，这些都是该书很引人思考的地方。

　　“本书讲述的一系列事件早已成为当代西方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历史学家以学术良知履行职责的证明。“不过，其历史教训和具有的普世意义，应该对每一位读者，无论其身在何地，都具有参照作用”——作者这些话是否也对我们的心灵有所触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