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分子遭遇意见领袖

    近代之前的“士林”几乎就是舆论界的全部，留给农工商三民的传播工具几乎只有“流言”一途。即使是流言，也必须通过御史的风闻奏事或文人的传奇记异方得留存。舆论的传播、价值的构建通过口碑、交游、著述等形式展开，维持着社会精神生活的某种平衡，也影响着政治决策与社会形态。

    “士”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既模糊亦清晰的群体。顾颉刚定义先秦之士为“低级的贵族”，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士为四民之首，它以官僚、绅衿为主体，但也包括不仕的读书人。汉代之后，士林面对社会，有着相对明晰整齐的价值系统，即所谓“道统”，与代表政权利益的“政统”构成或隐或显的区隔。

    士林代表着道统，它的立场很固定。后人看那些前赴后继与权力死磕的举动，如“大礼议”之类，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但这种看似怪异的举动，隐含的意义是维护整个社会的价值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价值秩序。如果君不君父不父，则会带来超越“亡国”的灾难，即所谓“亡天下”。在阳儒阴法的政治格局中，无论过程包含着多少勾心斗角阴诈权谋，价值秩序的合法性始终存在，并以士林评骘的形式加以显示与巩固。

    进入近代，政权的合法性屡屡受到挑战，但士林本身的价值合法性却岿然不动。晚清的清流运动，屡屡能够参劾封疆权臣如曾国藩、李鸿章，依傍的并非另外的政治权力，而是道统赋予的价值合法性。即使权高如曾李，他们也是读书人，同样要在“清议”的权威之下低头。戊戌变法前，康梁组织强学会，敢于公然拒绝李鸿章的捐款，依仗的也是道统的权威。彼时对强学会、对变法不以为然的读书人也不少，但这种分歧是“器”层面上的。一旦六君子被斩于市，则是在“道”的层面上侵犯了士林的价值合法性。变法与否，关乎国事兴废，而用无合法性的杀戮则将政权推至道统的对面，则“天下”岌岌可危。

    由于舆论完全掌握在士林手中，满清最大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其实是在1898年达到了巅峰。后面的庚子、辛亥，不过是多米诺骨牌的倒覆过程—1905年废科举，更是落井下石的灾难。著史者每每讶异清亡之际，殉者如是之少，从清末对道统的破坏，也许可以找到一点说明。

    我们可以将当今的知识精英视为“士”的遗形物。虽然古代“士”的思想资源来自道统，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来自西方，无论他们采用何种姿态面对公众，是“民胞物与”还是“劳工神圣”，他们言说的“大众”都是一个虚拟形象，而他们才是这一虚拟形象的救护者或代言人。

    网络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这种格局。正如民国被前清遗老诟病最烈的是“做官不讲资格”，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也没有前网络时代那些话语权的种种取得资格。学历、官阶、门第，这些都变得可有可无，任何一个坐在键盘前的人都可能成为意见领袖。

    两者的区别或许可以简单描述为：知识精英更依赖专业知识，他们的思路会更容易倾向于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沟通，出发点更倾向于宏观考量；而意见领袖主要诉诸一般人都能理解的常识与想象，更喜欢从个人本位出发。而且，后者比前者更注重表达的有效性，也不避讳表达的情绪化。前者更习惯建言献策，后者更娴熟于推动民意。

    网络的声音不等于民意，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比任何媒体都更接近民意。舆论网络化的结果显示，这个时代的去精英化是如此的明显，甚至是全社会的某种合谋。在2011年春节后的半个月内，无论是春晚导演回应“春晚不是办给精英看的”，拒绝接受知识分子的批评；还是汪峰禁止旭日阳刚唱自己创作的《春天里》，即使知名人士一面倒地支持汪峰，那些散乱的无名的对汪峰的猜疑与批评，仍然会合成了不小的争议浪潮。

    意见领袖VS知识精英

    如果承认“知识分子”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余英时），则那些意见领袖，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只是他们在中国语境下，似乎跟传统社会有资格限制的知识精英有所区别，这种区别未必仅限于外在身份，也包括立场上的分歧。

    在“乐清观察”与“微博打拐”事件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意见领袖”与“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分裂与对抗。“乐清观察”的分化基本符合对两者“庙堂/ 民间”的定位想象，如于建嵘的学界观察团更多转向土地问题；但以李承鹏为代表的意见领袖则更津津于案情的疑窦丛生。但“微博打拐”却呈现一种倒置，于建嵘基于同情与义愤发起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和菜头、东东枪等意见领袖将更强调这种全民运动可能带来的恶，如侵害乞讨权或隐私权等等。

    “乐清观察”比较符合网络社会的固有印象：与知识精英标榜研究与理性相比，意见领袖更依赖常识与舆情。“微博打拐”看似两者角色发生了颠倒，但深究下去，又并非如此。

    在“微博打拐”这一个案中，存在着不同的弱势群体。被拐卖的儿童、被伤害的父母是弱势，乞讨人群及儿童，从某种意义上讲，当然也是社会的边缘与弱势人群。区别在于，前者的弱势，是政府、公众都认可的公开弱势，而后者则处于一种有争议的弱势地位。诸如对乞讨者好逸恶劳、快速致富的指责，拐卖甚至致残儿童行乞求利的想象，直至一般人可感受的饱受骚扰或影响市容的厌恶，都对乞讨群体构成了不利的舆论倾向。

    因此，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儿运动，得到了公安、民政等部门相当的配合，学者的倡议、公民的行动、政府的介入构成了“微博打拐”三部曲。但正是后两步发展，引起了不少意见领袖的警觉。他们对全民运动，尤其是政府默许或鼓励的全民运动有着天生的怀疑，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更是充斥在他们的言论中，毕竟，中国的网络社会，正是在对官方舆论控制的不断突围中，发展到今日的田地。

    这种警觉不能不说有它的必要性。康德给启蒙运动下的定义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但事实上，在任何全民运动开展之后，都会出现理性的退却与热情的失控。20世纪的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面对这种启蒙困境，知识分子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希望以强有力的政府举措来调节甚至替代全民运动，有人更倾向于用意见的制衡来消除全民运动可能的危害，还有人对“全民运动”这种形式本身充满质疑，但又无力提出新的形式。

    其实在中国语境下，争辩双方都缺乏博弈的资本，而在争议的声浪中，公权力的行动准则也变得模糊不清。而更关键的事实是：知识分子秉持的是“基本价值”，然而何谓基本价值？它们在中国社会如何体现？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清晰的认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姑举是否重禁燃放鞭炮的争论为例，这场争论在“陋习恶俗”与“理性的自负”的相互极端化指责之中摇摆不定，背后其实是价值标准的缺位。不过，这种缺位，比起从前的明晰，不见得是坏事。回到1905年，从南到北的报刊都一致主张废禁鞭炮，因为它“不文明”，实际就是不西方，自然就是陋俗。这种价值的权威使得清政府真的在次年禁放鞭炮，而民间的不惯与无奈根本无从表达。看上去很顺利，但不久又死灰复燃。

    因此，种种事件中出现的意见分歧与观点对抗，如果不计较表达的非理性成分，其实倒可以视为一种进步。尤其“微博打拐”事件，从事研究的于建嵘表现出知识精英通常缺乏的行动意识与号召能力，热衷常识的意见领袖却理性地对可能的失控与偏移发出警惕之声，对于近代以来启蒙运动“行动热情发自民众，理性警告来自精英”的惯有模式，形式上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反拨。而启蒙与自启蒙内核的价值标准，则需要在长期的意见制衡中慢慢形成与习得。

    近代启蒙：市民运动的喜与悲

    在继续前行之前，不妨回头看看历史。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的出现，并不是以报纸的问世为标志的。如果报纸与杂志仍然掌握在洋人与由“士”演变而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之手，有一个恒定的价值标准，那么它仍然是所谓“高级报纸”，前近代士林即舆论界的面貌并无根本改观。在现代社会框架中，政府、市民与知识分子的三方博弈，才是互相制衡的正常格局。

    1904年，没落官宦子弟彭翼仲创办了《京话日报》。我们可以将彭翼仲与这份报纸的命运，视为近代知识分子试图与成形中的市民社会沟通的某种寓言。

    彭翼仲读过书，捐过官，经商为生。戊戌变法前他拒绝加入强学会，而六君子之死却让他觉得国事不可为。1900年，彭翼仲在沦陷于八国军队之手的北京城里，靠卖面粉、瓷器等小生意过活，比他家门第高得多的也经受着同样的命运。北京被迫变为了一个平面化的市民社会，没有政府，也没有知识分子。

    彭翼仲与他的同事，在启蒙内容上没有任何独创，他们的启蒙资源完全来自前二十年的维新报刊：科学、文明、爱国、自强这些关键词充斥报端。《京话日报》迥异于同时期的各类白话报之处，在于这份日报不仅是用白话向民众宣讲道理与传播知识。它成功地发动了各阶层的市民参与到舆论的互动中来。它的社论文章充满着“旗人劝旗人”、“书吏劝书吏”、“士兵劝士兵”、“回民劝回民”这样的市民内部交流。由于报纸使用的是“京话”即北京话口头语，市民的声音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貌，而不像“白话”那样只是文言的翻译，这是《京话日报》得天独厚的地方。

    市民们相信彭翼仲，愿意买他的报纸，并在上面发表言论，多少基于彭翼仲的底层经验，而且除《京话日报》外，也再没有这样的舆论平台。这份报纸敢于挑战权贵，直接揭露王府滥杀无辜的真相，敢于报道猪仔华工的悲惨境遇，以致遭到英使馆的抗议，敢于代表民众要求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在新年期间约束士兵，不要骚扰市民……这都是《京话日报》能获得巨大公信力的原因。连宫中的西太后也听说了这份报纸的名头，派太监来报馆要求每日送阅。此事无疑可以借作某种保护，《京话日报》的报头上也就印明“恭呈两宫御览”。

    由于这种平台极度稀缺，《京话日报》承担了超越新闻媒体的职责，变成了市民运动的一个发源地。短短两年中，它发动了阅报运动、演讲运动、戏曲改良运动、创立济良所（拯救被虐妓女）与声势最浩大的国民捐运动。彭翼仲也成为北京妇孺皆知的市民代言人。

    不过，这种超负荷的使命，也带来了极大的烦恼。来信揭露的事件，报馆需要一一查实，对于人数寥寥无几的报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医生卜广海捐赠房屋作为讲报所，就有流言说屋主是要借机卖打胎药；某福音堂贴字条讲报，有读者反映实为借机传教；连阜成门外的流氓聚赌，也打着“交国民捐”的旗号；由于《京话日报》名气大，有人认为所有阅报处都是该报开的，有什么纠葛全都找上门来种种事端，至于《京话日报》培养出的讲报人，讲报时经常有观众大抬其杠，讲报人也往往按捺不住火气，彭翼仲只好在社论里劝他们：“讲报的主意，原为是糊涂人多，才用这番苦口，铁打屋梁磨绣针，都到自然成，遇见认死扣子的，千万别跟他抬杠。”

    彭翼仲碰到的种种问题，其实正是启蒙者试图将舆论重心下移至市民阶层，必然会遭遇到的困境。之所以《京话日报》团体还能坚持，是因为启蒙的合法性并未丧失，启蒙者内部的标准相对清晰，启蒙运动依然是居高临下的态势。

    当彭翼仲得罪权贵被流放新疆，并在民国建立后回京与他的同志重办《京话日报》时，他们发现，社会伦理正在倾覆，用梁济的话说，民国社会只讲法律，无视家庭道德伦理，民众被称为国家的主人，但反而“国性沦亡”。为此，《京话日报》的三位主笔彭翼仲、梁济、吴梓箴，在一年内先后自杀（彭未遂），《京话日报》也在惨淡经营后关张，终结了这个启蒙的寓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